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

难理解，怎样才能期望对乔姆斯基称为“大脑／心灵”的东西的研究与文化研究发生相互作用了。
　　
　　这种观点可以帮助人们看到乔姆斯基所做的与化学的类比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道尔顿和门捷列夫有助于我们理解宏观结构是如何与微观结构组合到一起的。由这些宏观一微观相互关系带来的兴高采烈，导致了卡尔纳普的“科学统一体”的萌芽。但是，硬件一软件和大脑一文化之问的关系，并不是宏观一微观之间的关系。它们都是有关某种工具与其各种用法之间关系的例子。
　　
　　人们有的时候提出，可以把有关大脑运作方式的发现与进化论生物学联系起来，从而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大脑已经适合于做什么，并由此而更加充分地理解“人的本性”。不过，这种对生物进化和软件开发的类比表明，大脑当初已经适合于做的事情，很可能与人们目前让它做的事情毫不相干。软件的第一批突破性进展是在导弹定位、信息搜寻和纠正领域之中出现的，这个事实并没有就今天的电脑的长处是什么告诉我们任何具体的东西。同样，有关人脑进化的某些早期阶段受狩猎一采集的需要支配的事实，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与因此而出现的产物有关的东西。
　　
　　史蒂文·平克(StevenPinker)告诉我们：“心灵是一种由自然选择过程设计、由各种计算器官组成的系统，其目的是解决我们的祖先在搜寻食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34]大概德斯康伯斯对此也会回答说，这一点对于大脑来说是对的，但对于心灵来说却是不对的。然而，我所要强调的却是，即使我们用“大脑”代替作为主语的“心灵”，平克的这句话也会使人误解。由于与说“我那只用于文字处理的笔记本电脑是以跟踪导弹和搜索数据库为目的而设计的会使人误解”的原因相同的原因，平克这句话也会使人误解。有关工具的最初设计者之想法的说明，与我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方法并没有多少区别。
　　
　　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在面对诸如平克和威尔森的著作这样的书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这些著作告诉我们，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进化论生物学都图谋改变人类的自我形象。这些著作告诉我们，我们以前认为是文化的东西将会被事实证明是生物的。但是，只有当我们开始认为进化所创造的，是某种不幸无法以某种方式对其进行编码的大脑——这种大脑的建构方式使它根本无法实现某些输入一输出功能——的时候，这种主张才听起来令人信服。承认生物方面具有霸权地位，就会承认人们不应当进行某种表面看来大有希望的文化创新，因为生物学已经堵塞了这种创新的道路。
　　
　　难以想象为这种堵塞进行的辩护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它很可能相当于说：根本不要试图以人们建议的方式对我们的社会实践加以修正，因为我们已经预先知道这种修正根本不发挥什么作用。我们知道不应当进行这样的试验，是因为它注定要失败。这可能相当于说，“不要再尝试使劣金属嬗变成黄金，因为道尔顿和门捷列夫已经表明了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出现的原因”。不过，诸如平克和威尔森这样的认知科学家能够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禁令的唯一方式，大概就是基于生理学方面的理由表明，人们不能坚持某种信念或者不能拥有某种欲望。这一点之所以很难做到，既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不承认有可能在大脑中为意向性状态定位的哲学论断，也是因为如果人们真的永远不可能拥有某种信念，那么，也就不会有一个人能够提议对它加以宣传了。
　　
　　六、语义学整体主义、历史主义和语言学唯心论
　　
　　到此为止，关于我所主张的、使大脑与文化相关就像使硬件和软件相关那样困难，已经讲得够多了。我将以评论德斯康伯斯、布兰登和“语言学唯心论”的其他一些拥护者共同具有的历史主义的重要意义作为结束——在这种哲学观看来，福达的名字处于那种非常光滑、使语义学整体主义者在上面往下滑的斜坡的底部。
　　
　　德斯康伯斯的论题“关于心理的术语具有深刻的历史性，是指出意义具有各种历史条件的另一种方式”，与布兰登关于概念的内容通过历史过程才会——以黑格尔所说的方式，即以萌芽通过花朵、花朵通过果实而明确表现出来的方式——明确表现出来的观点非常相似。语义学整体主义告诉我们，各种推论关系变了，意义或者内容也会发生变化。而历史告诉我们的则是，至少就大多数令人感兴趣的概念而言，这些关系近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布兰登认为，黑格尔把概念当作能够不断成熟的亚人格(quasi-persons)来处理的做法——亦即使用语词的方法——是正确的。
　　
　　诸如福达和乔姆斯基这样的表象主义者都认为，语义学整体主义导致其拥护者失去了与实在的联系。由于这两个人都受到了德斯康伯斯所谓“某种一般的形而上学的幻象”的支配，所以，他们都认为，这个世界是固定不变的，而人们通过拥有越来越多关于真实事物的表象，通过拥有越来越少关于虚假事物的表象，就可以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它。因此，当发现德斯康伯斯说“为了认识到主体所思考的并不仅仅是自然界，就必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忍不住了。这是因为，正像通过其用法在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多少变化的术语——诸如“棕色”“乳牛”“和”“与”“红色”以及“黄色”这样的语词——表达出来的那样，认知科学家们所研究的、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借助环境进行的。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儿童与黑猩猩的共同点是什么，而不是这样的儿童与柏拉图的共同点是什么[35]。
　　
　　从语言学唯心论的观点出发来看，如果你们想象一头黑猩猩具有信念并使之通过语词表达出来，那么，牠将要谈论的就是自然。文化则是我们一直怀疑黑猩猩会对其具有某些看法的论题的总和。用另一种同样粗略的方式来说：自然就是运用其用法在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的语词来描述的东西，而文化则是用那些其用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语词来描述的东西——这种区别的确是程度上的，不过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由于为了进行隔代对话而复活的柏拉图，有可能迅速了解“和”指的是kai、“乳牛”指的是bous，但是，他很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问才能理解为什么“原子”指的不是atomon，而且“城市”“民族”和“国家”指的都不是polis。
　　
　　七、结论
　　
　　我一直在论证的是，只有当一个人受德斯康伯斯所谓“某种一般的形而上学的幻象”支配时，他才会宁愿要表象主义而不要推论主义，宁愿要意义实在论而不要语言学唯心论，或者宁愿要卡尔纳普而不要维特根斯坦。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会认为，一种描述事物真实存在方式的词汇是存在的，而把真理归因于我们的信念则意味

《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