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
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
口[美]理查德·罗蒂／文霍桂桓／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内容摘要]自笛卡尔以来，具体表现为大脑与心灵的关系问题的身心关系问题，就一直既是西方认知主义理论特别是心灵哲学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最大难题。本文通过对当今西方学术界中作为一个方面的以卡尔纳普、福达、乔姆斯基为主的认知主义“新卡尔纳普学派”，和作为另一个方面的以维特根斯坦、戴维森、布兰登和德斯康伯斯为主的实用主义“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相应观点，进行比较具体和详细的批判考察，强调大脑与心灵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关系，因而应当用有关自然科学在文化之中的地位的问题来代替有关意向性在粒子世界之中的地位的问题，使哲学研究真正能够为各种社会实践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大脑；心灵；硬件；软件；社会；文化。
[作者简介]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1931-2007)，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擅长利用英美分析哲学的严格方法详细分析当代诸多分析哲学和历史主义思潮，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新实用主义的思路和话语，并且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显示新实用主义的信仰对于我们的行为的影响；代表作：《哲学与自然之镜》《实用主义的后果》《偶然、反讽与团结》《后哲学文化》等。
霍桂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一、新卡尔纳普学派对新维特根斯坦学派：乔姆斯基对戴维森
在刚刚过去的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卡尔纳普的“统一科学”运动的追随者和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追随者一直进行着某种斗争。现在，通过比较这两派哲学家对认知科学所持的态度，就可以非常充分地把握他们之间的各种（行政管理论文 ）差异。
这些卡尔纳普派学人都看到了这种已经得到公认的、行为主义还原论的不可能性——卡尔纳普曾经希望，通过揭示这种还原论为我们留下的、有关意向性在物理粒子世界之中的位置的问题，把这种不可能性充分地揭示出来。不过，这些哲学家之中的许多人认为，由于“计算机革命”，这个问题已经以某种非还原论的方式得到了最终解决。杰里·福达(JerryFodor)告诉我们，由于“计算机向我们表明了怎样才能把语义学与符号的因果属性联系起来”，这种革命就成为可能了。考虑一下计算机已经帮助我们意识到，各种符号都可能具体化(incarnate)成为像各种神经状态那样的人化之物，并由此而发挥因果关系方面的效力吧。福达认为，这种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学术突破，它使我们能够深刻地洞察以往根本不可能洞察的心灵(mind)的运作过程。
虽然诸如戴维森、布兰登(Brandom)和德斯康伯斯(Descombes)这样研究心灵和语言的哲学家对这种革命持怀疑态度，但却没有受到这种意向性之物(theintentional)的无法还原性的任何困扰。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思路，他们认为，一种词汇无法还原成另一种词汇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与一种工具不可能被另一种工具所替代的问题并无二致。而且，他们并不认为心灵是一种可以由认知(cognitive)科学家们来研究其各种运作过程的机制。他们虽然同意说大脑是这样一种机制，但并不认为把大脑等同于心灵会有什么益处。
这些新维特根斯坦派学人迫使我们放弃赖尔所谓“笛卡尔的准机械式(para-mechanical)假说”，而不是通过把大脑的各种状态当作表象来处理，用物理学家的术语对它加以重新解释。这些维特根斯坦的后裔都很希望既摆脱有关内在表象的整体观念，同时也摆脱产生这些表象的各种机制。新卡尔纳普学派学人认为，心灵和语言都是一些事物，通过把它们分解开来，观察它们的组成部分相互适合的方式，观察它们与有机体的各种环境特征相适合的方式，就可以理解它们；而新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则认为它们都是一些社会技能(socialskills)。例如，戴维森指出，虽然意义理论必须描述一位解释者能够做什么，但是，认为“某种存在于解释者内心之中的机制必须与这种理论相符合”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乔姆斯基对这种主张的评论是：“对于任何一位从自然科学的立场出发来探讨这些问题的人来说”，戴维森的思维方式都是“完全错误的”。他指出，对各种潜在机制的怀疑态度很可能曾经阻碍过化学的发展。正像道尔顿和门捷列夫使我们能够看到存在于化学元素结合而形成化合物的能力背后的、原子之间的机械性相互作用那样，认知科学也将使我们能够看到存在于各种社会技能的发挥过程背后的、神经细胞之间的机械性相互作用。在乔姆斯基看来，诸如蒯因、戴维森和达米特这样的哲学家，都是一些顽固地拒绝进行变革、试图扼制由已经确立的经验结果构成的兴旺发展态势的人物。
他指出，这些结果包含着下列发现，即“语言机能的某种初始状态即体现了某些关于语言结构的一般原则，包括语音方面的原则和语义方面的原则”。在出版其《笛卡尔语言学》（Cartesianlinguistics）大约二十五年以后，乔姆斯基便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反笛卡尔主义的厌恶，特别是对下列观点的厌恶，即只要把语言简单地当作某种可以教授的技能、而不是当作某种生成语法程序来考虑，我们就可以感到满足了。虽然赖尔认为，所谓对他所说的“理智和性格之诸特性”的研究有可能成为对各种机制进行的研究，只不过是“笛卡尔式的神话”而已，但是，乔姆斯基却认为笛卡尔和洛克为我们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蒯因确信存在于物理原子和心理原子之间的各种类似会使哲学误入歧途，而他却对这些类似会使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坚信不疑。乔姆斯基使两类哲学家之间的分歧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一类哲学家同意赖尔和维特根斯坦所谓“观念的观念”(the“ideaidea”)已经因为过于陈旧而毫无用处的观点，而另一类则并不认为如此。
乔姆斯基对戴维森的下列主张持讥讽态度，即通过摆脱分析一综合的二分法，蒯因便“拯救了作为一个严肃主题的语言哲学”。乔 《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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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美]理查德·罗蒂／文霍桂桓／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内容摘要]自笛卡尔以来，具体表现为大脑与心灵的关系问题的身心关系问题，就一直既是西方认知主义理论特别是心灵哲学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最大难题。本文通过对当今西方学术界中作为一个方面的以卡尔纳普、福达、乔姆斯基为主的认知主义“新卡尔纳普学派”，和作为另一个方面的以维特根斯坦、戴维森、布兰登和德斯康伯斯为主的实用主义“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相应观点，进行比较具体和详细的批判考察，强调大脑与心灵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关系，因而应当用有关自然科学在文化之中的地位的问题来代替有关意向性在粒子世界之中的地位的问题，使哲学研究真正能够为各种社会实践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大脑；心灵；硬件；软件；社会；文化。
[作者简介]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1931-2007)，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擅长利用英美分析哲学的严格方法详细分析当代诸多分析哲学和历史主义思潮，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新实用主义的思路和话语，并且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显示新实用主义的信仰对于我们的行为的影响；代表作：《哲学与自然之镜》《实用主义的后果》《偶然、反讽与团结》《后哲学文化》等。
霍桂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一、新卡尔纳普学派对新维特根斯坦学派：乔姆斯基对戴维森
在刚刚过去的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卡尔纳普的“统一科学”运动的追随者和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追随者一直进行着某种斗争。现在，通过比较这两派哲学家对认知科学所持的态度，就可以非常充分地把握他们之间的各种（行政管理论文 ）差异。
这些卡尔纳普派学人都看到了这种已经得到公认的、行为主义还原论的不可能性——卡尔纳普曾经希望，通过揭示这种还原论为我们留下的、有关意向性在物理粒子世界之中的位置的问题，把这种不可能性充分地揭示出来。不过，这些哲学家之中的许多人认为，由于“计算机革命”，这个问题已经以某种非还原论的方式得到了最终解决。杰里·福达(JerryFodor)告诉我们，由于“计算机向我们表明了怎样才能把语义学与符号的因果属性联系起来”，这种革命就成为可能了。考虑一下计算机已经帮助我们意识到，各种符号都可能具体化(incarnate)成为像各种神经状态那样的人化之物，并由此而发挥因果关系方面的效力吧。福达认为，这种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学术突破，它使我们能够深刻地洞察以往根本不可能洞察的心灵(mind)的运作过程。
虽然诸如戴维森、布兰登(Brandom)和德斯康伯斯(Descombes)这样研究心灵和语言的哲学家对这种革命持怀疑态度，但却没有受到这种意向性之物(theintentional)的无法还原性的任何困扰。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思路，他们认为，一种词汇无法还原成另一种词汇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与一种工具不可能被另一种工具所替代的问题并无二致。而且，他们并不认为心灵是一种可以由认知(cognitive)科学家们来研究其各种运作过程的机制。他们虽然同意说大脑是这样一种机制，但并不认为把大脑等同于心灵会有什么益处。
这些新维特根斯坦派学人迫使我们放弃赖尔所谓“笛卡尔的准机械式(para-mechanical)假说”，而不是通过把大脑的各种状态当作表象来处理，用物理学家的术语对它加以重新解释。这些维特根斯坦的后裔都很希望既摆脱有关内在表象的整体观念，同时也摆脱产生这些表象的各种机制。新卡尔纳普学派学人认为，心灵和语言都是一些事物，通过把它们分解开来，观察它们的组成部分相互适合的方式，观察它们与有机体的各种环境特征相适合的方式，就可以理解它们；而新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则认为它们都是一些社会技能(socialskills)。例如，戴维森指出，虽然意义理论必须描述一位解释者能够做什么，但是，认为“某种存在于解释者内心之中的机制必须与这种理论相符合”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乔姆斯基对这种主张的评论是：“对于任何一位从自然科学的立场出发来探讨这些问题的人来说”，戴维森的思维方式都是“完全错误的”。他指出，对各种潜在机制的怀疑态度很可能曾经阻碍过化学的发展。正像道尔顿和门捷列夫使我们能够看到存在于化学元素结合而形成化合物的能力背后的、原子之间的机械性相互作用那样，认知科学也将使我们能够看到存在于各种社会技能的发挥过程背后的、神经细胞之间的机械性相互作用。在乔姆斯基看来，诸如蒯因、戴维森和达米特这样的哲学家，都是一些顽固地拒绝进行变革、试图扼制由已经确立的经验结果构成的兴旺发展态势的人物。
他指出，这些结果包含着下列发现，即“语言机能的某种初始状态即体现了某些关于语言结构的一般原则，包括语音方面的原则和语义方面的原则”。在出版其《笛卡尔语言学》（Cartesianlinguistics）大约二十五年以后，乔姆斯基便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反笛卡尔主义的厌恶，特别是对下列观点的厌恶，即只要把语言简单地当作某种可以教授的技能、而不是当作某种生成语法程序来考虑，我们就可以感到满足了。虽然赖尔认为，所谓对他所说的“理智和性格之诸特性”的研究有可能成为对各种机制进行的研究，只不过是“笛卡尔式的神话”而已，但是，乔姆斯基却认为笛卡尔和洛克为我们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蒯因确信存在于物理原子和心理原子之间的各种类似会使哲学误入歧途，而他却对这些类似会使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坚信不疑。乔姆斯基使两类哲学家之间的分歧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一类哲学家同意赖尔和维特根斯坦所谓“观念的观念”(the“ideaidea”)已经因为过于陈旧而毫无用处的观点，而另一类则并不认为如此。
乔姆斯基对戴维森的下列主张持讥讽态度，即通过摆脱分析一综合的二分法，蒯因便“拯救了作为一个严肃主题的语言哲学”。乔 《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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