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文学的悲剧精神
死也不回来了！《神木》里的元凤鸣，父亲已经失踪了，自己也被当成“点子”差一点被打死，他离开煤矿，不想回家，可不回家又到哪里去呢？以疑问结尾，是刘庆邦许多小说的共同模式。《月光依旧》里的叶新荣离开农村跟随丈夫农转非到矿上去，光景似乎还不如在农村，“我这是在哪里呢”，这是她的悲剧性疑问。《家园何处》里的何香停和方建中离开了那个污浊的城市，“他们会到哪里去呢”。刘庆邦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本质，他的作品是以悲剧打动人心的，
在河南作家中，写苦难最多、把苦难写得最惊心动魄的，是阎连科。阎连科因此获得了“苦难大师”的称号。耙耧山脉的干旱能够使“沟沟壑壑都干焦得生出紫色的烟云”，蝗灾把庄稼吃得光光秃秃，一个村几百口人还供不起一个高中生，这是写实，完全符合豫西贫穷落后的真实面貌。《丁庄梦》也是河南艾滋病村的艺术化写实。而阎连科的小说除了写实之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对苦难的“极端化”想象。《年月日》中，干旱让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一个村落只剩下先爷一人。为了活下来，先爷竟和老鼠斗智斗勇，争夺粮食，在不得已时，还以老鼠为食。《口光流年》里的三姓村是阎连科极端化想象的产物，三姓村民命中注定要患“喉堵症”，最大的寿限是40岁。为了改变这一残酷的事实，三姓村的男人们到“教火院”卖皮，女人们到大城市卖淫，聚积钱财修渠引水。在大饥荒来临时，他们残酷地抛弃“残废孩娃”。《受活》里，庄人皆为瞎子、瘸子、聋子等各类残疾人，村庄又经历过“黑灾”“红难”“黑罪”“红罪”“大劫年”，但村名偏偏就叫“受活庄”，美好的村名（受活即快活之意）和实际的苦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让人生出无限地慨叹。阎连科的小说之所以无处不充满着苦难，是与作家本人的经历体验以及中原地区的极端苦难的历史密切相连的。
河南作家笔下的悲剧，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首先，是生存悲剧。
所谓生存悲剧，是相对于超越悲剧而言的，人的存在，不外是肉体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两个层面。肉体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存在，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人在生存无虞的情况下，才可能追求精神的发展和超越。与此相应，悲剧可以分为生存悲剧和超越悲剧两种。生存悲剧是生命本身之存在不能维持的悲剧，超越悲剧则是精神追求遭遇阻力之悲剧，、古希腊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都是超越悲剧。普罗米修斯是神，不存在肉体毁灭的问题，他的受难完全是因为反抗专制淫威，拯救人类，教给人类科学、艺术知识的精神追求；贾宝玉的悲剧，也是在锦衣玉食的情况下，对人生本质的不懈叩问而引起的属于“吃饱了没事干”的悲剧。
与这些超越悲剧不同，河南作家笔下的悲剧，大多是生存悲剧。不论是早期徐玉诺的《一只破鞋》《祖父的故事》，还是三四十年代师陀的《里门拾记》《果园城》《无望村的馆主》、姚雪垠的《长夜》，到新时期以后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准的《黄河东流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刘庆邦的《走窑汉》《家属房》《平原上的歌谣》、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头人》《故乡天下黄花》，等等，都是写人的生存悲剧。
其次，是社会悲剧。
与一些作家把关注点集中于人性悲剧不同，河南作家笔下的悲剧多是社会悲剧。自然灾害、地理条件的局限固然参与了悲剧的制造，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社会管理不善、人与人的畸形、紧张关系所致。比如，《黄河东流去》中赤杨岗村民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是因为黄河的决口，而更主要的原因是统治者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漠不关心。《温故一九四二》中河南人民之所以饿死达300万人之多，蒋介石政府要负主要的责任，最后，反而是日本侵略者为了收买人心，给河南人民以较大的救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平原上的歌谣》都把大饥荒的原因归结到极“左”政治。周大新的《哼个小曲你听听》写五爷之妻难产而死，留给他一个儿子，父子二人艰难度日；儿子做高中教师，又在“文革”中被乱枪击中而死，留下一个孙子，爷孙二人仍旧艰难度日。历史的惊人相似也可归根于社会的原因。《第二十幕》是一连串小悲剧构成的大悲剧，南阳民族资本家尚达志苦心经营的尚吉利丝厂在100年中遭到一系列的劫难：八国联军侵华、地方军阀派兵捣毁厂房、日寇的侵略、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公私合营、“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文革”的武斗、新时期以后子孙们的遗产争夺，等等。周大新借尚吉利丝厂的悲剧命运演绎出一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
阎连科的作品也多是社会性的悲剧。《耙耧山脉》中，村长掌握大权，横行乡里，张寡妇要嫁给他不得已而上吊自杀，《天宫图》中的路六命，匍匐于村长的淫威之下，坐在自家门口听任村长霸占自己的妻子，最后自杀而死。《黑猪毛白猪毛》中，镇长撞死了人，大家争着要替镇长坐牢，最后死者的父母不但不告状，反而让死者的弟弟认镇长作干爹。这些作品，都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专制权力以及中原百姓在专制淫威下形成的奴性心理。《日光流年》中，老百姓的苦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几任村长的瞎指挥，每个村长上台，都要发布命令，搞工程、上项目，折腾百姓，许诺如此就可以活过40岁，而村民从不怀疑村长，这里的权力规则就是“我是三姓村的村长，天上地下我都说了算”“谁做村长谁就可以对村人吼嚷”。专制文化只能产生悲剧，三姓村干辛万苦、花费巨大代价引来的灵隐水竟是臭水，在“一人说了算”的决策机制下是毫不奇怪的。
以上提及的作家、作品，都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社会的不公或是专制权力的肆虐。而写纯粹的人性悲剧，在河南作家这里还付之阙如。中国伟大小说《红楼梦》不但表现了社会的不公、封建压迫的严酷造成的悲剧，也写了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的悲剧。贾宝玉对人生的荒诞、虚无的感受并非来自于生活的压力，而是来自于对生存本质的不懈追问和深入思考。而在河南，生存是人生的头等大事，读书和思考对河南文学的大多数主人公来说，是非常遥远和奢侈的。正因为如此，河南文学的悲剧多是社会悲剧。刘再复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个体的，而非群体的，中国文学 《论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文学的悲剧精神(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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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作家中，写苦难最多、把苦难写得最惊心动魄的，是阎连科。阎连科因此获得了“苦难大师”的称号。耙耧山脉的干旱能够使“沟沟壑壑都干焦得生出紫色的烟云”，蝗灾把庄稼吃得光光秃秃，一个村几百口人还供不起一个高中生，这是写实，完全符合豫西贫穷落后的真实面貌。《丁庄梦》也是河南艾滋病村的艺术化写实。而阎连科的小说除了写实之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对苦难的“极端化”想象。《年月日》中，干旱让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一个村落只剩下先爷一人。为了活下来，先爷竟和老鼠斗智斗勇，争夺粮食，在不得已时，还以老鼠为食。《口光流年》里的三姓村是阎连科极端化想象的产物，三姓村民命中注定要患“喉堵症”，最大的寿限是40岁。为了改变这一残酷的事实，三姓村的男人们到“教火院”卖皮，女人们到大城市卖淫，聚积钱财修渠引水。在大饥荒来临时，他们残酷地抛弃“残废孩娃”。《受活》里，庄人皆为瞎子、瘸子、聋子等各类残疾人，村庄又经历过“黑灾”“红难”“黑罪”“红罪”“大劫年”，但村名偏偏就叫“受活庄”，美好的村名（受活即快活之意）和实际的苦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让人生出无限地慨叹。阎连科的小说之所以无处不充满着苦难，是与作家本人的经历体验以及中原地区的极端苦难的历史密切相连的。
河南作家笔下的悲剧，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首先，是生存悲剧。
所谓生存悲剧，是相对于超越悲剧而言的，人的存在，不外是肉体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两个层面。肉体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存在，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人在生存无虞的情况下，才可能追求精神的发展和超越。与此相应，悲剧可以分为生存悲剧和超越悲剧两种。生存悲剧是生命本身之存在不能维持的悲剧，超越悲剧则是精神追求遭遇阻力之悲剧，、古希腊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都是超越悲剧。普罗米修斯是神，不存在肉体毁灭的问题，他的受难完全是因为反抗专制淫威，拯救人类，教给人类科学、艺术知识的精神追求；贾宝玉的悲剧，也是在锦衣玉食的情况下，对人生本质的不懈叩问而引起的属于“吃饱了没事干”的悲剧。
与这些超越悲剧不同，河南作家笔下的悲剧，大多是生存悲剧。不论是早期徐玉诺的《一只破鞋》《祖父的故事》，还是三四十年代师陀的《里门拾记》《果园城》《无望村的馆主》、姚雪垠的《长夜》，到新时期以后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准的《黄河东流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刘庆邦的《走窑汉》《家属房》《平原上的歌谣》、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头人》《故乡天下黄花》，等等，都是写人的生存悲剧。
其次，是社会悲剧。
与一些作家把关注点集中于人性悲剧不同，河南作家笔下的悲剧多是社会悲剧。自然灾害、地理条件的局限固然参与了悲剧的制造，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社会管理不善、人与人的畸形、紧张关系所致。比如，《黄河东流去》中赤杨岗村民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是因为黄河的决口，而更主要的原因是统治者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漠不关心。《温故一九四二》中河南人民之所以饿死达300万人之多，蒋介石政府要负主要的责任，最后，反而是日本侵略者为了收买人心，给河南人民以较大的救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平原上的歌谣》都把大饥荒的原因归结到极“左”政治。周大新的《哼个小曲你听听》写五爷之妻难产而死，留给他一个儿子，父子二人艰难度日；儿子做高中教师，又在“文革”中被乱枪击中而死，留下一个孙子，爷孙二人仍旧艰难度日。历史的惊人相似也可归根于社会的原因。《第二十幕》是一连串小悲剧构成的大悲剧，南阳民族资本家尚达志苦心经营的尚吉利丝厂在100年中遭到一系列的劫难：八国联军侵华、地方军阀派兵捣毁厂房、日寇的侵略、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公私合营、“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文革”的武斗、新时期以后子孙们的遗产争夺，等等。周大新借尚吉利丝厂的悲剧命运演绎出一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
阎连科的作品也多是社会性的悲剧。《耙耧山脉》中，村长掌握大权，横行乡里，张寡妇要嫁给他不得已而上吊自杀，《天宫图》中的路六命，匍匐于村长的淫威之下，坐在自家门口听任村长霸占自己的妻子，最后自杀而死。《黑猪毛白猪毛》中，镇长撞死了人，大家争着要替镇长坐牢，最后死者的父母不但不告状，反而让死者的弟弟认镇长作干爹。这些作品，都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专制权力以及中原百姓在专制淫威下形成的奴性心理。《日光流年》中，老百姓的苦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几任村长的瞎指挥，每个村长上台，都要发布命令，搞工程、上项目，折腾百姓，许诺如此就可以活过40岁，而村民从不怀疑村长，这里的权力规则就是“我是三姓村的村长，天上地下我都说了算”“谁做村长谁就可以对村人吼嚷”。专制文化只能产生悲剧，三姓村干辛万苦、花费巨大代价引来的灵隐水竟是臭水，在“一人说了算”的决策机制下是毫不奇怪的。
以上提及的作家、作品，都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社会的不公或是专制权力的肆虐。而写纯粹的人性悲剧，在河南作家这里还付之阙如。中国伟大小说《红楼梦》不但表现了社会的不公、封建压迫的严酷造成的悲剧，也写了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的悲剧。贾宝玉对人生的荒诞、虚无的感受并非来自于生活的压力，而是来自于对生存本质的不懈追问和深入思考。而在河南，生存是人生的头等大事，读书和思考对河南文学的大多数主人公来说，是非常遥远和奢侈的。正因为如此，河南文学的悲剧多是社会悲剧。刘再复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个体的，而非群体的，中国文学 《论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文学的悲剧精神(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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