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文学的悲剧精神
论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文学的悲剧精神
李中华
一
河南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我们在新时期河南文学中所频繁见到的六O年大饥荒描写，仅仅是河南苦难的一部分，远非河南新时期文学所描写的全部苦难。河南的苦难多种多样，诸如土匪、水灾、旱灾、蝗灾、战争等都在河南作家笔下有着或粗或细的描写。
苦难深重这一省情决定了河南作家大都有着摸爬滚打的底层生活经验。姚雪垠出生于河南邓县，那是一个闭塞落后、盛产土匪的地方。他少年时就遭受了惨痛的家庭变故——老家被他父亲的敌对派勾引来的土匪洗劫一空。1924年，正在求学的姚雪垠又被一支土匪队伍掳走，和土匪呆在一起长达100多天。这种苦难的经历对于他的《长夜》和《李白成》的创作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李准出生在洛阳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附近，14岁时就和向西逃难的河南饥民群一道，前往西安，极度的痛苦使他好几次都想跳进黄河了结生命。“文革”中，李准又被打成黑帮，全家下放到农村，穷得他养成了顺手牵羊、小偷小摸的习惯。在西华县屈庄，李准听到、看到了黄泛区人民悲惨的历史，这些生活经历无不在《黄河东流去》中留下深深的印记。阎连科生于河南嵩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村长家里能够吃白馒头，对童年时代的阎连科来说是一种极可羡慕的幸福生活。阎连科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1l大姐的莫名的病，父亲劳累所致的肺原性心脏病，都给了阎连科痛苦的抹不掉的记忆。高一辍学后，阎连科到新乡一个水泥厂打工，做过艰苦的体力活，参军后，阎连科尝试写作，写过上百万字的废稿。成为作家的阎连科曾在1991年到河南孟津县，看到一个贫困的七口之家，在寒冬腊月，一家人只有一条被子，夜里父母只好蹲在墙角，让五个孩子缩在被子里。阎连科故乡的黄庄乡农民，数千年来都吃含有相当毒量的楝子油，直到1995年春节，还仍然如此。主要以故乡为创作资源地的他，怎么可能摆脱这些苦难因素的影响呢？刘庆邦的父亲饿死于1960年的大饥荒里，他少年时第一次骑自行车走上百里到舅舅家去，招待他的只能是上顿吃剩下的红薯（为了省柴，河南尉氏县村民做一顿吃两顿）。
有着如此深刻的苦难经历和苦难记忆的河南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很自然地表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识。正如河南豫剧苍凉悲壮的唱腔根源于河南人的极端苦难、悲惨心境和悲剧审美体验一样。
河南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和悲剧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河南新文学初期作家往往技术“不中”（鲁迅语），但徐玉诺、冯沅君、尚钺的作品还是以其真实的、极其慘痛的画面使叶圣陶、鲁迅等南方作家震动。作为一种主导的文学精神，河南文学的悲剧意识一直持续到40年代，在工农兵文学的潮流胁裹之下，河南文学也像全国文学一样，开始展现廉价的乐观与歌颂。李准的《李双双小传》《耕云记》就是其代表。新时期以后，河南文学摆脱了“紧箍咒”的束缚，其浓重的悲剧意识重又显现出来，和中原大地的生命底色融为一体。首先引起全国关注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就以其巨大的悲剧力量震撼人心。随后，其他河南作家也纷纷以其苦难描写引起评论界的关注。
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写的是1938年黄河决口给河南东部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写的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故乡百姓的受难以及他们对苦难的抗争。在他的“故乡系列”小说中，农民不但遭受自然灾害的戕害，还遭受以国家的名义实行邪恶统治的军阀、阴谋家、土匪恶霸、外来侵略者的愚化、压迫和劫掠。
李佩甫对中原农民的苦难也有深刻地体验。中原农民在极端的苦难下形成了像草一样的性格：“它从来就没有高贵过……它的卑下和低劣，它的渺小和贫贱，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显在外的。”（《羊的门》）由于外部侵略和内部统治者的极端压迫，中原大地在极端的苦难下成了“有气无骨”的“绵羊地”。也正是由于生存的艰难和竞争的激烈，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要想成功，就必须经历比别人多的苦难。《金屋》中，李佩甫描写了独狗与群狗之间的残酷厮杀，象征人与人之间的激烈搏斗。“带肚儿”杨如意，从小就生活在村人的歧视、贫困和饥饿的压迫下，极端的苦难喂养了杨如意的残酷心肠，他带着极端仇视的心理与人交战，在人与人的厮杀战场上他毫不手软，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终于成了大气候。与此相同的是，《羊的门》中的呼天成，《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国，《败节草》中的李金魁，《城的灯》中的冯家昌，都是经历了极大磨难、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牺牲之后，才成为胜利者的。
极端的苦难和摆脱苦难的强烈愿望使一些人为了成功不顾道德准则，不择手段。周大新《走出盆地》中的邹艾，为了进入大队卫生室这一小小的利益，就不顾羞耻地捏住大队党支书裆中那坨东西，为了嫁给副司令的儿子，就毅然舍弃自己的爱情，毫无愧意。《《汉家女》中的主人公为了进入部队，不惜以自己的名声威胁选兵的军官。进入部队的汉家女替连队家属躲避计划生育，为调级大吵大闹，甚至为送礼去偷连队的东西，道德原则在这里起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
刘庆邦的小说中，充满了饥饿、贫困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不论是他的煤矿小说还是农村小说，都以极端的悲剧打动人心。他的小说往往以悲剧结尾。《到城里去》写一位深知城市和农村的天然鸿沟、一心盼望儿子考上大学离开农村走入城市的农村妇女，却被放弃高考、外出打工的儿子伤了心。《卧底》写一位实习记者不辞辛苦扮成窑工到小煤矿采访，被窑主发现关了近三个月，回来时却被记者站辞退。《黑庄稼》写煤矿工人苗壮壮死于安全事故，围绕十万元抚恤金，死者的父母一方和妻子一方展开了激烈地争夺，最后却发现这十万元被人骗走了。《游戏>写在外打工的农民胡冬子发现妻子被本村马开发玩弄，到村长那里告状，村长接受了马开发的1000元贿赂后，判胡冬子无理，在村长的主持下，胡冬子通过高音喇叭在全村向马开发公开道歉：“马开发没有跟我老婆发生关系，我说马开发跟我老婆发生关系了，我对不起马开发”，这无疑是更深刻的悲剧。《回家》里的梁建明，大学毕业后找工作被骗，回到家里却被死要面子的母亲逼出了家门，在一个雪夜，梁建明离家走向县城，心里想：我再也不回来了！ 《论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文学的悲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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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华
一
河南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我们在新时期河南文学中所频繁见到的六O年大饥荒描写，仅仅是河南苦难的一部分，远非河南新时期文学所描写的全部苦难。河南的苦难多种多样，诸如土匪、水灾、旱灾、蝗灾、战争等都在河南作家笔下有着或粗或细的描写。
苦难深重这一省情决定了河南作家大都有着摸爬滚打的底层生活经验。姚雪垠出生于河南邓县，那是一个闭塞落后、盛产土匪的地方。他少年时就遭受了惨痛的家庭变故——老家被他父亲的敌对派勾引来的土匪洗劫一空。1924年，正在求学的姚雪垠又被一支土匪队伍掳走，和土匪呆在一起长达100多天。这种苦难的经历对于他的《长夜》和《李白成》的创作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李准出生在洛阳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附近，14岁时就和向西逃难的河南饥民群一道，前往西安，极度的痛苦使他好几次都想跳进黄河了结生命。“文革”中，李准又被打成黑帮，全家下放到农村，穷得他养成了顺手牵羊、小偷小摸的习惯。在西华县屈庄，李准听到、看到了黄泛区人民悲惨的历史，这些生活经历无不在《黄河东流去》中留下深深的印记。阎连科生于河南嵩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村长家里能够吃白馒头，对童年时代的阎连科来说是一种极可羡慕的幸福生活。阎连科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1l大姐的莫名的病，父亲劳累所致的肺原性心脏病，都给了阎连科痛苦的抹不掉的记忆。高一辍学后，阎连科到新乡一个水泥厂打工，做过艰苦的体力活，参军后，阎连科尝试写作，写过上百万字的废稿。成为作家的阎连科曾在1991年到河南孟津县，看到一个贫困的七口之家，在寒冬腊月，一家人只有一条被子，夜里父母只好蹲在墙角，让五个孩子缩在被子里。阎连科故乡的黄庄乡农民，数千年来都吃含有相当毒量的楝子油，直到1995年春节，还仍然如此。主要以故乡为创作资源地的他，怎么可能摆脱这些苦难因素的影响呢？刘庆邦的父亲饿死于1960年的大饥荒里，他少年时第一次骑自行车走上百里到舅舅家去，招待他的只能是上顿吃剩下的红薯（为了省柴，河南尉氏县村民做一顿吃两顿）。
有着如此深刻的苦难经历和苦难记忆的河南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很自然地表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识。正如河南豫剧苍凉悲壮的唱腔根源于河南人的极端苦难、悲惨心境和悲剧审美体验一样。
河南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和悲剧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河南新文学初期作家往往技术“不中”（鲁迅语），但徐玉诺、冯沅君、尚钺的作品还是以其真实的、极其慘痛的画面使叶圣陶、鲁迅等南方作家震动。作为一种主导的文学精神，河南文学的悲剧意识一直持续到40年代，在工农兵文学的潮流胁裹之下，河南文学也像全国文学一样，开始展现廉价的乐观与歌颂。李准的《李双双小传》《耕云记》就是其代表。新时期以后，河南文学摆脱了“紧箍咒”的束缚，其浓重的悲剧意识重又显现出来，和中原大地的生命底色融为一体。首先引起全国关注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就以其巨大的悲剧力量震撼人心。随后，其他河南作家也纷纷以其苦难描写引起评论界的关注。
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写的是1938年黄河决口给河南东部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写的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故乡百姓的受难以及他们对苦难的抗争。在他的“故乡系列”小说中，农民不但遭受自然灾害的戕害，还遭受以国家的名义实行邪恶统治的军阀、阴谋家、土匪恶霸、外来侵略者的愚化、压迫和劫掠。
李佩甫对中原农民的苦难也有深刻地体验。中原农民在极端的苦难下形成了像草一样的性格：“它从来就没有高贵过……它的卑下和低劣，它的渺小和贫贱，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显在外的。”（《羊的门》）由于外部侵略和内部统治者的极端压迫，中原大地在极端的苦难下成了“有气无骨”的“绵羊地”。也正是由于生存的艰难和竞争的激烈，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要想成功，就必须经历比别人多的苦难。《金屋》中，李佩甫描写了独狗与群狗之间的残酷厮杀，象征人与人之间的激烈搏斗。“带肚儿”杨如意，从小就生活在村人的歧视、贫困和饥饿的压迫下，极端的苦难喂养了杨如意的残酷心肠，他带着极端仇视的心理与人交战，在人与人的厮杀战场上他毫不手软，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终于成了大气候。与此相同的是，《羊的门》中的呼天成，《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国，《败节草》中的李金魁，《城的灯》中的冯家昌，都是经历了极大磨难、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牺牲之后，才成为胜利者的。
极端的苦难和摆脱苦难的强烈愿望使一些人为了成功不顾道德准则，不择手段。周大新《走出盆地》中的邹艾，为了进入大队卫生室这一小小的利益，就不顾羞耻地捏住大队党支书裆中那坨东西，为了嫁给副司令的儿子，就毅然舍弃自己的爱情，毫无愧意。《《汉家女》中的主人公为了进入部队，不惜以自己的名声威胁选兵的军官。进入部队的汉家女替连队家属躲避计划生育，为调级大吵大闹，甚至为送礼去偷连队的东西，道德原则在这里起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
刘庆邦的小说中，充满了饥饿、贫困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不论是他的煤矿小说还是农村小说，都以极端的悲剧打动人心。他的小说往往以悲剧结尾。《到城里去》写一位深知城市和农村的天然鸿沟、一心盼望儿子考上大学离开农村走入城市的农村妇女，却被放弃高考、外出打工的儿子伤了心。《卧底》写一位实习记者不辞辛苦扮成窑工到小煤矿采访，被窑主发现关了近三个月，回来时却被记者站辞退。《黑庄稼》写煤矿工人苗壮壮死于安全事故，围绕十万元抚恤金，死者的父母一方和妻子一方展开了激烈地争夺，最后却发现这十万元被人骗走了。《游戏>写在外打工的农民胡冬子发现妻子被本村马开发玩弄，到村长那里告状，村长接受了马开发的1000元贿赂后，判胡冬子无理，在村长的主持下，胡冬子通过高音喇叭在全村向马开发公开道歉：“马开发没有跟我老婆发生关系，我说马开发跟我老婆发生关系了，我对不起马开发”，这无疑是更深刻的悲剧。《回家》里的梁建明，大学毕业后找工作被骗，回到家里却被死要面子的母亲逼出了家门，在一个雪夜，梁建明离家走向县城，心里想：我再也不回来了！ 《论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文学的悲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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