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沟通问题

　　网络时代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沟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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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网络传媒是一种公民参与的新栽体和新途径，孕育着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新型沟通模式。但是，网络信息的复杂性、网络文化的解构性、网络立法和网上身份认证技术的滞后性，容易导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性；网络时代政府对信息集权控制的隐蔽性，可能导致“技术官僚为民做主”；“数字鸿沟”现象、政府部门网络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不强等因素，制约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沟通。基于此，应积极构建政务公开的法制环境、公民网络有序参与的保障机制、“数字鸿沟”的技术防控机制，采取措施努力提高公务员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充分地利用网络传媒与公民社会进行有效沟通，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长足发展。
　　
　　关键词 网络时代 电子政务 公民社会 政治沟通
　　
　　作
　　
　　者1陈炳，苏州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苏苏州：215000）；2高猛，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讲师。（浙江舟山：316000）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和因特网的飞速发展，人类迈入了网络时代。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调查，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增至31.8%，网民总数位居世界第一。面对网络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逐步建立，电子政务蓬勃发展，以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为代表的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沟通体系初见成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推行电子政务”的目标，并指出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由此可见，以政府与公民社会的网络沟通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政治沟通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这一视角审视，以网络为媒介的“沟通”具有双重意义：对公民社会而言，网络传媒意味着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载体和新途径，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民主方式：对政府而言，网络传媒则意味着治理模式的革新。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网络时代中电子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沟通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挑战乃至威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威胁，(理工论文)将成为当前电子政务发展中要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网络时代政府与公民社会沟通中的问题
　　
　　电子网络技术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成本，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是网络具有匿名性和虚拟性的特点，客观上为网民政治参与的随意性、非法性提供了条件，也为政府控制非法网络政治参与带来了难度。从政治生活的全局来看，中国正形成赶超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就要求必须要有相当的政治权威来对各种资源（包括信息资源）实行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政府通过意识形态、民族意识教育来强化国家认同，树立政府权威的做法面临着失效的风险。但是在网络时代，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国家无法再通过垄断信息和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民众的认知和判断，塑造他们对政治体系的忠诚：公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也日趋淡薄，催生了公民全球化理念的张扬。国家组织权力结构的扁平化必然会造成政治权威的流失，使得民众在政治认同上产生了困难。此外，网络立法的相对滞后和网上身份认证技术不够完善，使网络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一度受到挑战，直接影响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
　　
　　（一）网络传播的复杂性容易导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化、极端化
　　
　　网络传播的复杂性可能导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极端化。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提出了“群体极化”的概念。他将“群体极化”定义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他指出，“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民主社会需要不同的观点进行碰撞，在理性论辩中达成社会共识，如果只沉浸在同一种声音里，持极端观点的人不断增多，社会将会走向分裂。这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尤其明显。中国民族众多，社会情况复杂，缺乏民主传统，不同地区、民族都有着独特的文化思想理念，再加上长期受宗法地缘政治的影响，社会文化开放性不足，很容易在网络便捷的沟通方式下，滋生“群体极化”问题，解决不好这一问题，将会严重危害中国公民网络参与的健康发展。
　　
　　（二）网络信息的集权操控有可能导致“技术官僚为民做主”
　　
　　网络时代民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是在操纵信息基础上衍生出的种种变相隐秘的政治控制手段，主要包括“信息轰炸”、“信息伪造”和“信息监控”。“信息轰炸”指的是在有限的时空内投放超密集的信息容量，使人们无从分辨、无法选择。“信息伪造”指的是通过网络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信息环境来欺骗公众。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超级计算机并行处理能力的增强，使得权威当局对公民社会进行“信息监控”的能力也空前强化。美国政府就一直试图通过政府强制性托管“密匙”政策，以便在任何必要的时候检查公民电子记录的内容。然而，尽管政府可以从保障国家安全和惩罚犯罪的角度列举这样做的理由，但这些做法无疑对民主发展和人权保障造成了损害。
　　
　　网络信息的集权操控有可能导致所谓的“技术官僚为民做主”。现代精英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在每一个社会里，少数人做出主要决策。这种状况在网络时代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技术越来越复杂化和专业化，网络时代的权力明显地转移到掌握专门技术和保密信息的技术官僚手中。他们不但掌握行政权力，还掌握着计算机知识，指挥着大量被储存的信息。利用这双重的优势，一方面，大大小小的民选代表不得不依赖智囊和咨询机构，从而使技术官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和决策者；另一方面，技术官僚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设计决策模型，可以改变某个程序以使信息或决策符合他们自己的想法，甚至可以在心怀不满时对政治系统进行致命打击。正如西奥多·罗扎斯克所说，“官僚主义的经理、公司精英、军事当局、安全和监视系统都可以利用计算机里的数据来制造混乱、散布神话、进行恫吓和控制别人，他们掌握了绝大部分计算机，公众对于信息的崇拜又给他们的优势地位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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