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刑法与唐律疏义：血缘视角的比较
定，起点刑是3年，判5 年已经是特别从轻处罚了。值得玩味的是，如果深扣刑法理论，本案的判决是有问题的，因为5年有期徒刑的结论是在“情节较轻”的前提下作出的，而故意杀人既遂显然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所以按刑法理论的逻辑推定，本案应在10年以上量刑。如果这样，与我们的愿望不是更显得南辕北辙了？
鉴于以上分析，刑法232条和260条要修改，要贯彻三个意见，第一要充分考虑当事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第二要充分考虑引起血亲侵害的具体背景，第三要强化对血亲非死亡性侵害的刑法保护。反观唐律，却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唐律重点打击的“十恶”，其中的有“恶逆”、 “不孝”、 “不睦” 、“内乱”等四恶是血亲侵害。重点保护的“议”、“请”、“减”、“赎”的对象有半数是血亲，在具体的刑事规范方面，唐律还考虑了当事人之间的长幼、亲等的区别。“诸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谋杀缌麻以上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凡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 （《唐律疏义．贼盗》卷十七），诸殴缌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递加一等。尊属者，又各加一等。（《唐律疏义．斗讼》卷二十二），上三条中值得借鉴的有三：第一，杀死血亲长辈比杀一般人罪重，如谋杀父母，不管情节轻重，既遂未遂，一律斩首；如是谋杀非血亲，最低刑只有三年有期徒刑。因为血缘关系毕竟不同于普通社会关系。第二，依亲等制刑，如是幼杀长，越亲罪越重，越疏罪越接近普通杀人。因为亲等不同，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情感和利益亲密程度不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同。第三，依长幼制刑，如有血缘，长杀幼，罪轻于普通杀人，幼杀长，罪重于普通杀人。因为长有恩于幼在先。当然唐律此项立法也有它的弊端，在此不论。
三、血缘关系与贪污贿赂犯罪、盗窃犯罪
1、 贪贿犯罪
贪污贿赂犯罪是刑法打击的重点。下面分析一个案例：检察机关指控马其伟担任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期间，利用主管全省公路重点工程及担任厅招标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之便，伙同妹妹马淇英、三女儿马骥、二女婿黄俭，帮助他人中标、分包工程和承担业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单独和共同收受个人和单位贿赂226.6万元。马其伟本人虽然只单独受贿13万元，其它则均为共同受贿，所受贿赃款大部分留存在他妹妹、女儿和女婿手里。对此，马辩称他不知马淇英、马骥等个人收受钱财数额，无受贿故意，故不构成犯罪。控方认为，马其伟明知马淇英、马骥、黄俭等要利用其职务为请托单位谋取利益,任由他的亲属向请托单位收取钱财，因此马其伟与马淇英、马骥、黄俭等形成了其同受贿故意。[2]（P。B3）
本案的特点是公务员与血亲精心策划，曲线受贿，数额巨大，并企图规避法律。马其伟辩称，自己不知道马淇英等是否收了钱，收了多少钱，自己也没收到和保管钱物，因此就马淇英等收受钱物的行为，与己无关，自己无受贿的故意，不构成受贿罪。控方驳辩说，马其伟明知马淇英等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的贿赂，构成共同受贿的故意。笔者认为，虽然马其伟对自己的行为心知肚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不得不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从法律的严密性和法律的功能看，本案审理存在二个问题，首先，共同故意的指控不能成立。即使凭案情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基本肯定马其伟等人预谋曲线受贿，被告人后来也确实这样运作，但是控方如果没有举出被告等人如何策划、如何分工、如何联系的具体事实，包括时间、地点、主体、客观方面等，就不能认定曲线受贿。从法理考虑，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故意，第一，要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行为，包括个人行为和共同行为；第二，要看行为人是否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第三，要看行为人是否积极追求或放任特定效果的发生；第四，如果是受贿的故意，还要看受贿人是否知道行贿人和行贿数额。从本案的法庭辩论看，如果控方不能提供其他证据，马其伟可以作这样的辩护：就马淇英等收取财物的行为，我没有参与谋划，我不知道行贿人是谁，数额多少、请求事项，没有占有马淇英等人收受的财物，因此，我既没有受贿的故意，也没有受贿的赃物，因此不构成共同受贿。
其次，法律不能制裁马淇英等人的行为。如果马其伟的辩护成功，马淇英等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可能会作二种定性，其一，是诈骗行为，其二是合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定为合法行为的居多，因为其行为可以理解为接受中介费、劳务费、无偿赠予等。如果碰上腐败的司法官，这正是徇私枉法的好机会。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类似的行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告无罪释放，贿赂公行而无可奈何。试看某中级法院审结的无罪案：
甲为一私营原料生产企业主，为争取某大型国企购买自己的原料，以老乡名义资助该企业领导人乙之子丙注册的公司10万元。资助之初，甲乙没有提及原料之事，半年之后，甲以产品积压太多为理由，请求乙帮忙，乙暗示自己的采购科长丁与甲协商，甲成功地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该国企推销原料50吨，获取超额利润30万元。后由于原料积压变质，该国企损失近60万元。此事被侦查起诉后，甲、乙和丁都否认有行贿受贿行为，声称甲之资助完全是朋友行为，原料购买是正常业务关系，较高价格和企业损失是市场变化引起的，是经营风险的体现。审理结果是罪名不成立，乙无罪释放，当然乙之子丙也无共同受贿的故意。
此案的作案手法比马案更为狡猾，从长计议，打擦边球，但实质一样，是利用血亲曲线受贿。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智商较高，谋划周密，熟悉相关法律，利用血亲关系的亲密性、稳定性和隐蔽性，钻法律的空子，达到行贿和受贿的目的。此类现象，路人皆知，但是依刑法第382条、385条、393条、394条，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为什么现行刑法这样苍白无力？就是立法中有二个缺口，其一，立法要求控方承担血亲是否勾结的举证责任，事实上控方很难取证。其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血亲取财是受贿，曲径通幽，犯罪分子暗渡陈仓。
血亲曲线受贿，自古有之，对比现行刑法，唐律更行之有效：
“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财、乞物、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非监临之官及家人有犯
凡州、县、镇、戍、折冲府等判官以上，都是监临之官，一般指有领导职务之人，非监临之官指办事员，这些官吏的家人如果收受部下的财物，或向部下借债，或无偿使用部下的劳动，或与所管理部门交易时假公济私，都属犯罪行为；该官吏如果事前不知道家人的上述行为，也默认有罪，如果事前知道，则按一般的受贿罪处罚。
唐律的规定有其法理基础：第一，血亲或家人收受部下财物，必有所应，必然告知官吏，受人之托，用人之财，必有所偏。事前不知，有失教之责，事前知道，有纵贪之恶，家人受财，官员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第二，如果要求控方承担官员事前是否知道的举证责任，则是缘木求鱼，因为家人之间的交流，对外有一定的封闭性和隐密性，不易取证。第三，官员和家人是利益共同体，案发后，家人为了保护该官吏，会不惜一切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以规避法律制裁，以确保家庭的整体利益。第四，提高腐败的成本，依托血缘或亲缘立法，对症下药，制度反腐，从体制上进一步堵塞腐败的通道。
2、 盗窃犯罪
唐律规定：“诸同居卑幼，将人盗己家财物者，以私辄用财物论加二等”（《唐律疏义．贼盗》卷二十）。这表明，唐律已注意到了亲属内部相盗与一般的盗窃行为的区别，一般盗窃十匹布要判一年半徒刑，而盗用自家十匹布只要打十板，处最低刑；家人与外人合谋盗窃自家十匹布，只加二等处罚，即打三十板。“诸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唐律疏义．贼盗》卷二十）。即如果盗窃亲属的财物，处罚也低于普通盗窃，并且随加害人与受害人血缘的亲近而减轻处罚。造成差别的依据就是基于血缘和家庭关系。
刑法第264条规定了盗窃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血亲内盗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曾出过一个司法解释，一般未将盗窃自家财物的行为认定为犯罪，盗窃亲属财物的行为的认定也很模糊，不好操作。而唐律的相关规定比较科学，第一认定血亲相盗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应予打击；第二充分注意血亲相盗的特殊性；第三依亲等制刑，行为人与受害人血缘越近，处罚越轻，反之则越重并接近对普通盗窃的处罚。在所有权愈益细化的今天，应借鉴唐律的血亲盗窃立法 《现行刑法与唐律疏义：血缘视角的比较(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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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分析，刑法232条和260条要修改，要贯彻三个意见，第一要充分考虑当事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第二要充分考虑引起血亲侵害的具体背景，第三要强化对血亲非死亡性侵害的刑法保护。反观唐律，却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唐律重点打击的“十恶”，其中的有“恶逆”、 “不孝”、 “不睦” 、“内乱”等四恶是血亲侵害。重点保护的“议”、“请”、“减”、“赎”的对象有半数是血亲，在具体的刑事规范方面，唐律还考虑了当事人之间的长幼、亲等的区别。“诸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谋杀缌麻以上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凡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 （《唐律疏义．贼盗》卷十七），诸殴缌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递加一等。尊属者，又各加一等。（《唐律疏义．斗讼》卷二十二），上三条中值得借鉴的有三：第一，杀死血亲长辈比杀一般人罪重，如谋杀父母，不管情节轻重，既遂未遂，一律斩首；如是谋杀非血亲，最低刑只有三年有期徒刑。因为血缘关系毕竟不同于普通社会关系。第二，依亲等制刑，如是幼杀长，越亲罪越重，越疏罪越接近普通杀人。因为亲等不同，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情感和利益亲密程度不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同。第三，依长幼制刑，如有血缘，长杀幼，罪轻于普通杀人，幼杀长，罪重于普通杀人。因为长有恩于幼在先。当然唐律此项立法也有它的弊端，在此不论。
三、血缘关系与贪污贿赂犯罪、盗窃犯罪
1、 贪贿犯罪
贪污贿赂犯罪是刑法打击的重点。下面分析一个案例：检察机关指控马其伟担任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期间，利用主管全省公路重点工程及担任厅招标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之便，伙同妹妹马淇英、三女儿马骥、二女婿黄俭，帮助他人中标、分包工程和承担业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单独和共同收受个人和单位贿赂226.6万元。马其伟本人虽然只单独受贿13万元，其它则均为共同受贿，所受贿赃款大部分留存在他妹妹、女儿和女婿手里。对此，马辩称他不知马淇英、马骥等个人收受钱财数额，无受贿故意，故不构成犯罪。控方认为，马其伟明知马淇英、马骥、黄俭等要利用其职务为请托单位谋取利益,任由他的亲属向请托单位收取钱财，因此马其伟与马淇英、马骥、黄俭等形成了其同受贿故意。[2]（P。B3）
本案的特点是公务员与血亲精心策划，曲线受贿，数额巨大，并企图规避法律。马其伟辩称，自己不知道马淇英等是否收了钱，收了多少钱，自己也没收到和保管钱物，因此就马淇英等收受钱物的行为，与己无关，自己无受贿的故意，不构成受贿罪。控方驳辩说，马其伟明知马淇英等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的贿赂，构成共同受贿的故意。笔者认为，虽然马其伟对自己的行为心知肚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不得不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从法律的严密性和法律的功能看，本案审理存在二个问题，首先，共同故意的指控不能成立。即使凭案情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基本肯定马其伟等人预谋曲线受贿，被告人后来也确实这样运作，但是控方如果没有举出被告等人如何策划、如何分工、如何联系的具体事实，包括时间、地点、主体、客观方面等，就不能认定曲线受贿。从法理考虑，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故意，第一，要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行为，包括个人行为和共同行为；第二，要看行为人是否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第三，要看行为人是否积极追求或放任特定效果的发生；第四，如果是受贿的故意，还要看受贿人是否知道行贿人和行贿数额。从本案的法庭辩论看，如果控方不能提供其他证据，马其伟可以作这样的辩护：就马淇英等收取财物的行为，我没有参与谋划，我不知道行贿人是谁，数额多少、请求事项，没有占有马淇英等人收受的财物，因此，我既没有受贿的故意，也没有受贿的赃物，因此不构成共同受贿。
其次，法律不能制裁马淇英等人的行为。如果马其伟的辩护成功，马淇英等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可能会作二种定性，其一，是诈骗行为，其二是合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定为合法行为的居多，因为其行为可以理解为接受中介费、劳务费、无偿赠予等。如果碰上腐败的司法官，这正是徇私枉法的好机会。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类似的行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告无罪释放，贿赂公行而无可奈何。试看某中级法院审结的无罪案：
甲为一私营原料生产企业主，为争取某大型国企购买自己的原料，以老乡名义资助该企业领导人乙之子丙注册的公司10万元。资助之初，甲乙没有提及原料之事，半年之后，甲以产品积压太多为理由，请求乙帮忙，乙暗示自己的采购科长丁与甲协商，甲成功地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该国企推销原料50吨，获取超额利润30万元。后由于原料积压变质，该国企损失近60万元。此事被侦查起诉后，甲、乙和丁都否认有行贿受贿行为，声称甲之资助完全是朋友行为，原料购买是正常业务关系，较高价格和企业损失是市场变化引起的，是经营风险的体现。审理结果是罪名不成立，乙无罪释放，当然乙之子丙也无共同受贿的故意。
此案的作案手法比马案更为狡猾，从长计议，打擦边球，但实质一样，是利用血亲曲线受贿。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智商较高，谋划周密，熟悉相关法律，利用血亲关系的亲密性、稳定性和隐蔽性，钻法律的空子，达到行贿和受贿的目的。此类现象，路人皆知，但是依刑法第382条、385条、393条、394条，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为什么现行刑法这样苍白无力？就是立法中有二个缺口，其一，立法要求控方承担血亲是否勾结的举证责任，事实上控方很难取证。其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血亲取财是受贿，曲径通幽，犯罪分子暗渡陈仓。
血亲曲线受贿，自古有之，对比现行刑法，唐律更行之有效：
“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财、乞物、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非监临之官及家人有犯
者，各减监临及家人罪一等”（《唐律疏义．职制》卷十一）。
凡州、县、镇、戍、折冲府等判官以上，都是监临之官，一般指有领导职务之人，非监临之官指办事员，这些官吏的家人如果收受部下的财物，或向部下借债，或无偿使用部下的劳动，或与所管理部门交易时假公济私，都属犯罪行为；该官吏如果事前不知道家人的上述行为，也默认有罪，如果事前知道，则按一般的受贿罪处罚。
唐律的规定有其法理基础：第一，血亲或家人收受部下财物，必有所应，必然告知官吏，受人之托，用人之财，必有所偏。事前不知，有失教之责，事前知道，有纵贪之恶，家人受财，官员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第二，如果要求控方承担官员事前是否知道的举证责任，则是缘木求鱼，因为家人之间的交流，对外有一定的封闭性和隐密性，不易取证。第三，官员和家人是利益共同体，案发后，家人为了保护该官吏，会不惜一切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以规避法律制裁，以确保家庭的整体利益。第四，提高腐败的成本，依托血缘或亲缘立法，对症下药，制度反腐，从体制上进一步堵塞腐败的通道。
2、 盗窃犯罪
唐律规定：“诸同居卑幼，将人盗己家财物者，以私辄用财物论加二等”（《唐律疏义．贼盗》卷二十）。这表明，唐律已注意到了亲属内部相盗与一般的盗窃行为的区别，一般盗窃十匹布要判一年半徒刑，而盗用自家十匹布只要打十板，处最低刑；家人与外人合谋盗窃自家十匹布，只加二等处罚，即打三十板。“诸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唐律疏义．贼盗》卷二十）。即如果盗窃亲属的财物，处罚也低于普通盗窃，并且随加害人与受害人血缘的亲近而减轻处罚。造成差别的依据就是基于血缘和家庭关系。
刑法第264条规定了盗窃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血亲内盗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曾出过一个司法解释，一般未将盗窃自家财物的行为认定为犯罪，盗窃亲属财物的行为的认定也很模糊，不好操作。而唐律的相关规定比较科学，第一认定血亲相盗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应予打击；第二充分注意血亲相盗的特殊性；第三依亲等制刑，行为人与受害人血缘越近，处罚越轻，反之则越重并接近对普通盗窃的处罚。在所有权愈益细化的今天，应借鉴唐律的血亲盗窃立法 《现行刑法与唐律疏义：血缘视角的比较(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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