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中期的科举改革——以嘉靖朝为中心

求义理，讲求实学，杜绝浮华空疏的学风，嘉靖十六年下令“士子文字敢有肆为怪诞，不遵旧式者，提学官即行革退”。这样就可以通过对学校文体文风的规范来培养士子们良好的学风。其次，学校必须注重生员品德的培育，不能重才而轻德。由于明中期学风败坏，有相当一部分生员依靠关系胡作非为，扰乱学纪，是为“学霸”。对待这类生员，必须严惩不贷。凡“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查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再次，注重经世致用，强化监生历事制度。监生历事制度是对国子监监生实施的一套教育制度，明初太祖首创，朱元璋规定监生们白天在各衙门历练政事，夜间攻读学业。通过这种途径，培养出的人才无疑同时具备了学识和实践能力，相对于科举考试而录取的进士、举人，监生们的实际工作能力更强。由于科举日趋独重，监生无心读书，逃避历事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杜绝这种不良的学风，嘉靖十九年，世宗下令“不分在监大历，私逃回籍三个月以外者，发回原学肄业，半年以上，一体革退为民”。二十四年，世宗再次下令“各衙门拨到历事监生，俱要常在公供事，讲习律令……其有私自回家，雇人代替者，查究得实，即将替人参送法司问罪，监生仍照行止有亏，革罢为民”。
　　
　　第二，优化生员。明中叶时，许多学官徇私舞弊，将大量不合格的生员收入学校，使得生员数量庞杂，良莠不齐，要想真正提高官学的整体水准，就必须对那些鱼目混珠、无才无德的生员进行裁汰，为此，世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生员考汰工作。对于国子监，实行差额考选和择优录取。嘉靖初，实行考贡之法，凡应贡一人，须选二人，以至数人送往提学官处，择优起贡。另外还要改变成化以后形成的一种挨次起贡的僵化局面，嘉靖十年，张璁建言“国家设学校以养士，而师儒之官实任教育之责。祖宗以来，学校廪禄不容苟食，如非其人，则黜退追廪。成化中此法尚行，后乃因循废法，挨次起贡，此至礼部多悯其岁暮途穷，一切听授教职。廷试考选只应故事，甚至考试者以私意置之前例，俾得善地赴官，率以利禄为计。使之教士，实以坏士。世乏良才，有由然矣”。张璁认为“师儒之官”必须要有真才实学，否则将影响学校的教育水平。对于地方上的府州县学，嘉靖九年下诏“诸生廪增有额，其附学者岂宜反过正数？民间一切子弟规避徭役，营求人学，提学官多徇情市恩，政纪何在？其令从实校文，简汰其老稚庸凡、不堪作养者。若奉行不实，听抚按官参究以闻”[37]．之后又下令“务遵前诏，廪、增、附学生员一体筛选。其附学名额不必视廪、增原数，许量准地方人才众寡为差”r38J。这种大规模的沙汰确实能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来提高整体生员的质量，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考汰生员也是一种有效的竞争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生员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素养，同时激发那些具备真才实学的士子入仕的积极性。
　　
　　第三，考核提学官。明代提学官始设于正统元年，其目的是使明王朝能更有效的对地方官学进行控制和管理。但到明代中期，在独重进士的风气之下，一般人都企求通过科举中第谋得高官，而不愿做地方教官，国家就只能找一些中第无望的岁贡生员来充任教职，这就大大降低了提学官的素质，他们大都不安心于教职，玩忽职守，放纵生员，对于考核任务往往敷衍了事。嘉靖六年，桂萼就提出“天下提学官多不得人，无以风励人才，请加考核”。嘉靖十年规定，岁贡“于各学廪膳内通试，及多方体访，果有学行出群，年三十以上者，府学许贡三人，州学二人，县、卫学一人，以后各学如期起送。如廪膳无人，增广内考取：增广无人，附学内考取，各求真才以应明诏。如有名实不称，及夤缘干进之弊，听抚按官纠举。廷试有不中者，其提学官一名以上参究提问，五名以上降级改用”。由于此法过严引来朝臣争议，翌年加以修改为提学官“职专提调，贡非其人，责实难辞，五名以上降级，遵前旨行；三名以上提问，俱自十一年为始”一”。这是明代首次对提学官进行的考核，考核目的是为了让提学官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不要徇私舞弊、鱼目混珠，从而进一步达到优化生员和整肃学政的目的。
　　
　　明世宗对于官学的整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员素质，也改善了长久以来学风士风的积弊，激发了长期受科举牵制的教育制度的活力。同时由于学校是国家的人才储备地，只有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才能正本清源，从而进一步达到整顿吏治的目的。
　　
　　科举革新的意义及局限性
　　
　　由于明代科举制度发展的定型化，致使科举制度的弊端日趋突显。明世宗能够意识到科举发展的弊端并对之进行针对性的革新，无疑为明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剂，那么如何来评价嘉靖时期这场科举革新运动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总结：
　　
　　其一，这次科举改革具有完整性和开创性的特点。明世宗的科举改革规模庞大，涉及面较广，均是针对当时的科举时弊而实行的。对于当时文风文体的变异，考试风纪不严等弊端，世宗从基层整改，切中要害，控制了隐患的蔓延。世宗反对浮华的文风，倡导纯正典雅的文体，这是要考核士子们的真实水平，提倡良好的学风；同时又颁布乡试条约，严禁胃籍，通过深入基层来改革科举弊端。此外，世宗不仅对科举进行改革，而且辐射到科举制度的主要分支，即学校教育和选官用人制度，对于“储才以应科目”的中国帝制社会而言，科举除了其本身的考试用人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国家培养及选拔人才，所以世宗在整顿学风、考风的同时提倡三途并用、广开仕路。
　　
　　世宗还大规模的考汰生员和考核提学官，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的学风土风，提高了学校教育质量。在科举完备成熟、走向一途的明代中期，世宗能够认识到科举独重给选才用人带来的局限，在科举之外倡导其他选才途径，既为国家物色更多的优秀人才，也激发了选官制度的活力，强化了学校一科举一人仕这一选官制度的运作。为了能更有效的获得和使用武将人才，世宗还破除明初以来武将不受重视的陈俗，大力发展武举，扩大录取人数及提升武将、勇士．使武举在嘉靖时期成为一个高峰。而且从此以后武举的规模也基本定型。
　　
　　其二，具有延续和发展性，对明代后期的科举制度影响至深。明世宗的科举改革并不是仅嘉靖朝即告终。可以说，这次革新直接影响到张居正的科举改革。张居正的改革一直被认为是明代中后期规模最大且最有力度的一次改革，而其科举改革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深化了嘉靖改革的成果。张居正针对万历朝考试文风的空疏和文体的变异，继续大力整顿。“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并且要求士子“务将平昔所习经书

《论明代中期的科举改革——以嘉靖朝为中心(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