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中期的科举改革——以嘉靖朝为中心

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也就是要求考生们讲求实学，摒除那些奇异浮华，毫无实质的文风。另一方面，他加强了对生员的考汰和提学官的考核。对于提学官，张居正认为“祖宗以来，最重此选，非经明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轻授，如有不称，宁改授别职，不以滥充”。至于生员，“今后岁考，务要严加校阅，如有荒疏庸耄不堪作养者，即行黜退，不许姑息”。此外，在用人方面更是广开选才纳贤之路，强调“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就这些方面而言，都是对世宗科举改革的继承和发展。张居正使明世宗科举改革的措施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必须指出的是，张居正虽在改革内容和方式上大力效仿嘉靖帝，但实施力度和坚持程度远不如世宗的改革。张居正还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为自己的儿子连中高第大开绿灯，“自居正三子连登制科，流弊迄今”。造成了不择手段、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科举制度的公平性，使明代的政治腐败更为加剧。与此相比，只能让我们更加肯定世宗改革科举所取得的成果。
　　
　　其三，与明末清初的科举改革思想相比较，显其进步性。明世宗科举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许多创见及对明代后期科举发展的影响，而且与以后许多先进的科举改革思想相比，亦并不逊色。明末清初之际，许多思想家在总结明亡教训时，纷纷提出科举发展之弊乃是明代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不少人针对科举发展的种种弊患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黄宗羲认为由于科举取士日重，从而造成仕途狭窄，“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人才的严重浪费。在兴学育才方面，他认为学校不仅是为养士而设，其根本目的是为国家教育服务，是议论政事的场所。而顾炎武对科举流弊的批判更是切中要害，他认为八股取士使“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有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他对科举提出的改革措施是“废天下之生员，则官府之政清，百姓之困苏，门户之习除，用世之材出”[45]。这些进步的科举改革措施就其实质而言，与明世宗时期的科举改革颇有相似之处，例如针对科举一途取士，世宗早已明确提出过三途并用，为提高教育水平，世宗也大力考汰过生员。无论这些措施的力度和深度如何，对于仍旧处于极端君主专制的明代中期而言，能看到这些弊端并对之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比起明末清初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更具有意义，其进步性也就可见一斑。
　　
　　明世宗的科举改革在科举后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这次科举改革的局限性也为我们探讨科举制度衰亡提供了一个视角。嘉靖科举改革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些改革措施虽然提出却得不到有效的贯彻，且改革的力度，后期较前期有明显下滑的趋势。明世宗前期对于文体和文风整顿的大力提倡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到了后期文体文风的变异却更为加快，奇、异之风日渐兴盛。在科场风纪上，世宗前期力图通过对乡试的整顿来清查冒籍等考风不正现象，但由于此弊甚重，屡禁不止，到了嘉靖末期，甲子冒籍案发，牵涉争执甚多，只得以“各罚俸二月”不了了之。为改革用人制度而实行的三途并用，更是举步维艰，“迩来抚按所荐者，进士常十之七八，举人才百一二，岁贡绝不及，虽欲并用，何所凭据？即使别加咨访，恐亦不能尽真”。至于在学校教育上，世宗早期关于考汰生员的主张不断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最终只得作罢。
　　
　　对于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世宗改革措施不当或革新力度不够所能解释的，笔者认为很大程度是由于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期的种种弊端。例如，明世宗想通过对文体文风的整顿来提高考生们的整体水平和素质，但其整顿的方式却不出儒家经典、程朱理学的范畴，只不过以纯正典雅为要求，而这些正是八股文体的最大特征，世宗的改革并不想对科举制度中最为根本的八股文进行触动。但是八股文在经过长时期的实行后弊端日益增多，其对考试、命题的内容范围都愈来愈狭隘，这不但对举子、官员所具有的学识带来极大的局限，且使那些有真才实学之人对科举怀有逆反心理，不愿人仕为官。一篇标准的八股文往往形式非常完美，但内容空疏，多无实质。这正是八股文体日益程式化、固定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明世宗力图变革文体文风却不对其源头八股文进行有效的改革，自然是改革过程中最矛盾的一个方面。
　　
　　对于君主专制最为强大、严酷的明代而言，八股文不仅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评判标准，同时还成为封建君主最为有效的一种统治手段。以八股文这种标准化的考试形式诱导士子们全身心的投入其中。士子们必须经过长期训练，严格遵循其形式，不断接受四书五经的思想内容，按部就班的完成，才能真正掌握这种文体，而在掌握的同时也就固定了他们的思想。如果要彻底改变文体文风，就必须废除八股文。而以八股文作为考试形式，是明代皇帝经过长期考虑才决定的。它不仅是明王朝科举考试制度中的根本大法，同时也是控制天下士子思想最有效的工具。作为一位封建专制的君主——明世宗在皇权统治同选拔人才的方式产生冲突时，他自然是更偏重前者，这是专制统治的需要，也是皇权政治无法超越的局限。在选官用人上，明世宗试图通过对i途并用的实施来改变只重科举，不问经世致用的不良局面，但这种状况已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从成化时期开始的“非迸士不入翰林”政策的牢牢确立，造成了科举尤其是进士科的独重地位，这正是科举制度发展完善的一个必然结果。国家选取人才必须要有一个科举出身的资格证，除此以外，别无他途。所以尽管世宗要求三途并用，却始终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只能是一些皮毛上的触动。
　　
　　在教育方面，为了能提高生员的素质，世宗大力考汰生员，但是这又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生源问题。嘉靖时期国子监在班者不及400人，其稳定的生员，“岁贡颓老，其势日拙，则惟愿就教而不愿入监”盯。世宗曾因南北国学空虚而下令所有下第举人人监，但这些举人却迟迟不肯报到。如果世宗继续大力沙汰地方生员，只会给国子监生员不足的局面雪上加霜。而国子监历事制度更是难以实行，这又成为世宗科举改革的一个矛盾。至于武举，世宗对其发展与完善确实达到了明代的高峰，但是就武举的地位而言，仍远不及文科取士重要。武科取士的人数及对武将人才的提拔，更多的是出于对当时国家政局稳定的需要。明代君主对武将的警惕使统治者对武举一直比较轻视，这种思想波及整个社会，遂造成了重文轻武之风，明代武举出身的名臣恐怕只有抗倭立功的戚继光一人。这种文武科地位的不平等就成为科举制度的一大局限，也正是这种局限拉开了近代中西方军事实力的差距。

《论明代中期的科举改革——以嘉靖朝为中心(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