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中期的科举改革——以嘉靖朝为中心
论明代中期的科举改革——以嘉靖朝为中心
口朱子彦
内容摘要科举制度曾经是中世纪最先进的选官制度，至明代虽日益完备，但却出现各种弊端。明世宗登基之初，为刷新政治，巩固皇权，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这次改革虽然对明代后期的科举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带来的改革成果却极其有限。其原因是科举制已经完全走向程式化、固定化，很难再有发展的空间。
关键词 明代 科举改革 嘉靖朝 加强乡试 发展武举
作者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44）
自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封建帝王即视其为国之重典，极为重视。每个新王朝肇建伊始，即开科取士，选拔官吏，毫无疑问，科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紧密相连，乃是封建王朝的根本，皇权统治的基础。有明一代，科举制度日趋完备，以至烂熟而衰敝。明世宗登基之初，为刷新政治，巩固皇权，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这次改革对明代后期的科举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整顿科场文风，加强乡试
明代中期，科举考试的内容格式都已趋于定型，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使得科举考试无论是内容范围还是评判尺度都有了严格的标准。但即使在这种严格的考试风气下，明代中期仍然出现了文体不正，文风变异的现象，且这种风气对科举影响很深．不少应试的文章都出现奇僻、诡异的问题。所以要革新科举，势必要从兵本身的文体及文风进行改革。
明世宗继位之初已经意识到文风变异，文体不正之象，他对大臣们说：“祖宗表章六经，颁赐敕谕，正欲崇正学，延正道，端士习，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业，百余年间人才深厚，文体纯雅，近年士习多诡异，文体务艰险，所伤治化。”当时许多重臣也意识到文风、文体不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严重隐患。桂萼曾上疏说：“诸生业举子，志在仕进，经书粗解章句，便拟题目作文字，竞为浮华放诞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致破裂经传，不特买椟还珠而已。若此之类，虽名日士人，其设心与垄断之徒何异？是甘以市井小人自居，恬不以为耻也。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读书穷理，(报告总结)以求见圣贤之心法哉！”由此可见，当时文风变异与文体不正实际上是由于八股取士已经实行了较长的时期，考生们对考试内容范围都已谙熟于心，便不再细心揣摩儒家经典、通晓其义，有的人甚至干脆背诵一些范文以图侥幸猎取功名。此外八股考试使命题及应试内容日趋狭隘，考生们难以在有限的范围内突破，为了能提高自己文章的吸引力，就企图用一些华丽奇僻的文词来博取考官的注意，这样做出的八股文自然是千篇一律的浮华之文。所以文风不正是当时考生素质普遍降低的一种表现，为了能真正端正士习，就势必要改革文体文风。
嘉靖初期，张璁就建议考试文风“务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说理者，必窥性命之蕴；论事者，必通经济之权；判必通律；策必稽古。非是者悉屏不录”。这个提议很快被明世宗采纳，嘉靖六年奏准，世宗日：“科场文字务要平实典雅，不许浮华险怪以坏文体，试录只依士子本文稍加润色。”[4]张璁评价这次文风的整顿，他说：“观经义之文，多发明理致，不事浮夸。知初试之变也。观诏、诰、表、论、判之文，多率循典实，不事奇怪，知再试之变也。观五策之文，多经略世故，不事剽窃，知三试之变也。”由于初期的改革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至嘉靖十二年，夏言又上书再言文体之事，“近年以来文章日趋鄙陋，往往剽窃摹拟，以艰深之词希浅近之见，用奇僻之字益庸拙之词，而纯正博雅之体、优柔昌大之气荡然无存”。并再次强调“变文体以正士习”，要录取“纯正典雅，温柔敦厚之文”[6]。其实是要求嘉靖帝将前期对文体文风的整顿继续贯彻执行下去，唯有如此，才能巩固前期改革的成果。
由于规范了文体，促使了文风的端正，从而使得嘉靖初年的科场焕发出一股清新的活力。郑晓说：“时世习尚羞权门，有学行者，不屑干谒，礼部亦采诸公议，以故戊子科取人刊文，‘亦颇可观。”阁臣沈鲤于万历朝提出：“乞会同翰林院掌印官将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场中式文字取其纯正典雅者或百余篇，或十数篇，刊布学宫以为准则，使官司有所训迪，提学有所课试，乡、会试所举进者，非是不得滥取焉。”[s]可见世宗对文体的整改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得嘉靖初期的文风以纯正典雅被称赏。世宗整顿的目的是针对当时考生和士子们为图功名而一味钻人考试框架，不求真才实学的不良士习而作的改革，同时也是为了考察士子的真实水平，考生要加强对考题的理解，就必须对儒家经典、程朱理学有更深入的把握，“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于世，而士子学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9]。所以从嘉靖朝心学与理学交锋，明世宗对学派之争的政治态度而言，这次文体文风的整改是为了牢固地确保理学至上的地位，从而加强皇权，保证君主对士人们的牢固统治。
明代科举考试的流程是乡试、会试、殿试，明代统治者多以后二者为重，对于地方乡试不甚重视，而世宗则在科举革新过程中对乡试作了较大力度的整改，旨在正本清源，要从起点来杜绝明初以来科举制度发展的种种弊端，从而进一步保证科举取士的公正严明和提高考生们的整体素质。明世宗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派遣京官为地方主考，提升乡试官资格。地方考试的许多弊端，大都是由于主考官用人不当，造成了考试风纪不正，考场纪律被破坏等现象，要提高国家对于地方乡试的监管力度，就必须提升乡试官资格，加强中央对于地方的监控。嘉靖初期，张璁就建议“访举翰林、科道、部属等官有学行者疏名上请，分命二员为主考，其在两京乡试简命主考外，添命京官二三员为分考，以赞主考之所不及。尤必严敕各该御史聘延同考，必采实学，毋徇虚名：必出公言，毋容私荐”[10]。这个建议不久就被世宗采纳，嘉靖六年下诏“举京官或进士，每省二人，驰往供事．监临官不得参与内帘。两京乡试主考外，五经房仍各加科部官一员”。并于第二年开始实行，朝廷派遣工科给事中陆粲、兵部郎中华钥前往浙江．礼部郎中丘其仁、国子监博士王庭前往山西，户部主事王嘉宾、行人李仁前往陕西等。任命京官为地方主考在明代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重视，也加强了中央对于基层 《论明代中期的科举改革——以嘉靖朝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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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朱子彦
内容摘要科举制度曾经是中世纪最先进的选官制度，至明代虽日益完备，但却出现各种弊端。明世宗登基之初，为刷新政治，巩固皇权，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这次改革虽然对明代后期的科举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带来的改革成果却极其有限。其原因是科举制已经完全走向程式化、固定化，很难再有发展的空间。
关键词 明代 科举改革 嘉靖朝 加强乡试 发展武举
作者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44）
自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封建帝王即视其为国之重典，极为重视。每个新王朝肇建伊始，即开科取士，选拔官吏，毫无疑问，科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紧密相连，乃是封建王朝的根本，皇权统治的基础。有明一代，科举制度日趋完备，以至烂熟而衰敝。明世宗登基之初，为刷新政治，巩固皇权，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这次改革对明代后期的科举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整顿科场文风，加强乡试
明代中期，科举考试的内容格式都已趋于定型，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使得科举考试无论是内容范围还是评判尺度都有了严格的标准。但即使在这种严格的考试风气下，明代中期仍然出现了文体不正，文风变异的现象，且这种风气对科举影响很深．不少应试的文章都出现奇僻、诡异的问题。所以要革新科举，势必要从兵本身的文体及文风进行改革。
明世宗继位之初已经意识到文风变异，文体不正之象，他对大臣们说：“祖宗表章六经，颁赐敕谕，正欲崇正学，延正道，端士习，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业，百余年间人才深厚，文体纯雅，近年士习多诡异，文体务艰险，所伤治化。”当时许多重臣也意识到文风、文体不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严重隐患。桂萼曾上疏说：“诸生业举子，志在仕进，经书粗解章句，便拟题目作文字，竞为浮华放诞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致破裂经传，不特买椟还珠而已。若此之类，虽名日士人，其设心与垄断之徒何异？是甘以市井小人自居，恬不以为耻也。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读书穷理，(报告总结)以求见圣贤之心法哉！”由此可见，当时文风变异与文体不正实际上是由于八股取士已经实行了较长的时期，考生们对考试内容范围都已谙熟于心，便不再细心揣摩儒家经典、通晓其义，有的人甚至干脆背诵一些范文以图侥幸猎取功名。此外八股考试使命题及应试内容日趋狭隘，考生们难以在有限的范围内突破，为了能提高自己文章的吸引力，就企图用一些华丽奇僻的文词来博取考官的注意，这样做出的八股文自然是千篇一律的浮华之文。所以文风不正是当时考生素质普遍降低的一种表现，为了能真正端正士习，就势必要改革文体文风。
嘉靖初期，张璁就建议考试文风“务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说理者，必窥性命之蕴；论事者，必通经济之权；判必通律；策必稽古。非是者悉屏不录”。这个提议很快被明世宗采纳，嘉靖六年奏准，世宗日：“科场文字务要平实典雅，不许浮华险怪以坏文体，试录只依士子本文稍加润色。”[4]张璁评价这次文风的整顿，他说：“观经义之文，多发明理致，不事浮夸。知初试之变也。观诏、诰、表、论、判之文，多率循典实，不事奇怪，知再试之变也。观五策之文，多经略世故，不事剽窃，知三试之变也。”由于初期的改革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至嘉靖十二年，夏言又上书再言文体之事，“近年以来文章日趋鄙陋，往往剽窃摹拟，以艰深之词希浅近之见，用奇僻之字益庸拙之词，而纯正博雅之体、优柔昌大之气荡然无存”。并再次强调“变文体以正士习”，要录取“纯正典雅，温柔敦厚之文”[6]。其实是要求嘉靖帝将前期对文体文风的整顿继续贯彻执行下去，唯有如此，才能巩固前期改革的成果。
由于规范了文体，促使了文风的端正，从而使得嘉靖初年的科场焕发出一股清新的活力。郑晓说：“时世习尚羞权门，有学行者，不屑干谒，礼部亦采诸公议，以故戊子科取人刊文，‘亦颇可观。”阁臣沈鲤于万历朝提出：“乞会同翰林院掌印官将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场中式文字取其纯正典雅者或百余篇，或十数篇，刊布学宫以为准则，使官司有所训迪，提学有所课试，乡、会试所举进者，非是不得滥取焉。”[s]可见世宗对文体的整改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得嘉靖初期的文风以纯正典雅被称赏。世宗整顿的目的是针对当时考生和士子们为图功名而一味钻人考试框架，不求真才实学的不良士习而作的改革，同时也是为了考察士子的真实水平，考生要加强对考题的理解，就必须对儒家经典、程朱理学有更深入的把握，“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于世，而士子学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9]。所以从嘉靖朝心学与理学交锋，明世宗对学派之争的政治态度而言，这次文体文风的整改是为了牢固地确保理学至上的地位，从而加强皇权，保证君主对士人们的牢固统治。
明代科举考试的流程是乡试、会试、殿试，明代统治者多以后二者为重，对于地方乡试不甚重视，而世宗则在科举革新过程中对乡试作了较大力度的整改，旨在正本清源，要从起点来杜绝明初以来科举制度发展的种种弊端，从而进一步保证科举取士的公正严明和提高考生们的整体素质。明世宗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派遣京官为地方主考，提升乡试官资格。地方考试的许多弊端，大都是由于主考官用人不当，造成了考试风纪不正，考场纪律被破坏等现象，要提高国家对于地方乡试的监管力度，就必须提升乡试官资格，加强中央对于地方的监控。嘉靖初期，张璁就建议“访举翰林、科道、部属等官有学行者疏名上请，分命二员为主考，其在两京乡试简命主考外，添命京官二三员为分考，以赞主考之所不及。尤必严敕各该御史聘延同考，必采实学，毋徇虚名：必出公言，毋容私荐”[10]。这个建议不久就被世宗采纳，嘉靖六年下诏“举京官或进士，每省二人，驰往供事．监临官不得参与内帘。两京乡试主考外，五经房仍各加科部官一员”。并于第二年开始实行，朝廷派遣工科给事中陆粲、兵部郎中华钥前往浙江．礼部郎中丘其仁、国子监博士王庭前往山西，户部主事王嘉宾、行人李仁前往陕西等。任命京官为地方主考在明代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重视，也加强了中央对于基层 《论明代中期的科举改革——以嘉靖朝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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