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的脉络化

——脱离【「本土化」vs「国际化」】的思维方式

今年（2001年）的8月6日，台湾社会学期刊在台大社会系举办了一场「创刊」发表会。这份刊物是由台大社会系和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两单位共同支持出版,但是在编辑作业上却是完全独立的。而新出刊的意义同时包括承继了过去两个单位各自出版的台大社会学刊以及台湾社会学研究，所以在新创的同时，也试图保留以往两份刊物的优点。这样做当然预期会有一些积极的作用，或许可以扮演促进社会学知识的生产与发表的角色，也希望能藉此建立起较有公信力的同仁评鉴的文化惯习。不过真正直接促使这份刊物的诞生的原因，却是因为过去两单位所办的刊物，被国科会人文处与社科中心所主导的期刊评鉴，列为有待认可（或「受奖」？）之「观察」名单。如果短时间之内不能有具体提升的作为，设法成为可正式「认可」的期刊名单，将来可能会产生稿源不足的问题。合并与新创一份不隶属任何单位的期刊，或可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国科会学术奖惩系统所发动的「认可」与「评鉴」的压力脉络中，社会学界同时面对另外一种评鉴论述，就是有知识生产必须「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这里所谓「国际化」，指的是台湾掌管知识生产的组织或体系，如国科会、中研院、教育部、各大学的主事人、特别是不在我们这一个学科的，如自然科学与经济学，都不断提出人文社会科学需要「用英文发表」、「在国外发表」的问题。同时，因为期刊评鉴的工作，有些单位同时引进「记点」的分数制度，而国内与国外期刊，则经常被讨论，如何对照评分。有一些主事人进而特别强调在国外出版的「道德」与「必要性」，比如主张「学术是无国界的」，「竞争必须国际化」，如果不敢尝试，实为让人鄙视的「井底之蛙」。如果说国外出版相对于国内出版，是更可欲的追求目标，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为什么大家还要费心力去出版一份在地的新学刊呢？这不是逆势而为吗？我们为什么不鼓励大家就用英文书写，到国外投稿就好了呢？我们如何看待那些只用中文书写的研究呢？

另外一个问题属于「本土化」的问题。在台湾社会科学「本土化」其实已经讨论了很久。不过当初（1970─80年代）说的「本土化」是在「中国vs.西方」以及「中国化」脉络下的意思，而现在的「本土化」则比较含混，或有些人会和政治场域的「本土化」当成可借用的词汇。像台湾社会学这份英文叫Taiwanese　Sociology的刊物，会是一个有多强调「本土化」的刊物呢？如果是，那么它将何处理其它的研究呢？比方越来越多人投入的中国大陆研究？或者，要不要刊载日本或者东南亚研究呢？或者要如何处理台湾社会内部的新加入元素呢？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样的刊物是否能够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内涵以及相关之研究。

我虽然是创刊编委之一，但根本不能代表这份期刊，也不能替这份期刊做任何政策的说明。我只能从我自己的社会学的看法，提出对于上述问题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有的已经在创刊会场上表达过，这里再做一些整理，并非定论，而是俗话说的「引言」、「拋砖引玉」吧。

社会学的「国际化」vs.「本土化」，是一个假问题

社会学在欧洲，毫无疑问是「启蒙之子」。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是社会学的先行者，虽然大家把学科(纪律？)（discipline）的成立功劳归给孔德；而近代社会学诞生的大历史脉络是资本主义发展，在法国则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而在英国则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及达尔文主义。

那在中国呢？恐怕是面对帝国主义，被迫进行西化与现代化的一部份吧？最早在中国提倡社会学的，都是戊戌变法时代有关的新知识分子。如康有为、谭嗣同（仁学），另外包括翻译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1　Herbert　Spencer）的严复等，章太炎则在1903年将由英文译成日文的「社会学」译介到中国；而二十世纪初在中国享有盛名，远超过当年孔德之于法国，史宾赛之于英国，则是有启蒙思想的大儒梁启超。他们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社会学者」，而是广泛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理则学等，去批判传统与思考建构『新文化』时代的知识人。他们大多希望借社会学，还有其它，提供视野与伦理原则，给中国带来改革。之后五四运动时期的精神领袖蔡元培，也是民族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支持者，但真正将具有服务社会底层涵义的社会调查、乡村研究、都市研究等介绍到中国的，则是各教会学校的传教士、英美国籍的教授或归国留学生，好比领导燕京大学（基督教创办）社会学系十多年的哥伦比亚博士吴文藻2，以及至今仍被称为典范之作的清华大学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有一项统计说，从1927到1935年之间，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实地调查有9千多件3，而根据1947年12月的一项调查，全中国有144名社会学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其中有10名美国人和134名中国教师，而其中又有107名是留学生出身。4

现任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学家李培林为当时社会学的诞生，下了一个批注：「社会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做学问的方法为之一变，中国的学者们这是才幡然醒悟，原来学问也是可以来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的」，又说，「这种研究的方法并非中国从来就有的，也并非从中国传统治学文化的土壤里自然长出来的，它像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和邮政、铁路、学校等新事物在中国的出现一样，也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和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观念断裂的标志」。5

不过，李景汉所没有提到的，则是另外一些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介绍马克思学说到中国的陈独秀、在上海大学（国共合办）社会系担任系主任、第一个讲授唯物辩证史学（后被国民党枪毙）的瞿秋白，以及着有「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启发毛泽东，后被推举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宣传部主任的李达。而官式马列主义在1957年「反右倾」之后，才终止了「资本主义」式社会学在中国的继续发展。ue_Gb(9P"*7Y6*;|v8ZO# Htg 8BY2论文格式ItO03^X1-K:e5,p,A+6T

战后台湾各大学成立社会系，和早期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显著的不同是，必须放弃社会改造的企图，和威权国家政策配合，特别是政策需要，如与农村工作、社会工作、家庭/人口研究放在一起，另一方面相同的，则是必须藉助西方（反马克斯）的社会势力。比如联合国的人口（家庭计画）研究、社区发展计画。是以，东海大学依赖美国基督教差会与传教士的力量，台湾大学则藉助美国（国会拨款）的「亚洲基金会」的捐赠，分别成立社会系，而台大农推系也在美援会基金的赞助下成立，这都不是历史巧合而已。至于第一代美国籍传教人背景的教授练马可、郝继隆，大陆来台的杨懋春、龙冠海，受业于日本社会学家新明正道、接受联合国补助到普林斯顿学习人口研究的汐止人陈绍馨等等等诸先辈，也都无庸置疑是西方训练的人物。至于社会工作教学与专业，则更是一面倒地移植欧美知识与实践，并拥护国父遗教之「民生主义」。论文社会学研究的脉络化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虽然学者之间，有很多歧异，但所依赖的基本思维方式、研究语汇，本来就很难说是「本土生产的」，而是不同的西方思潮、研究方式，与个人的在地经验在「此时此刻」所激荡的产物。所以，一九七０年代台湾社会学开始提问，如何将社会学知识与研究方法「本土化」的问题，当时提出的解答，就是「社区研究」、「中国人的性格」、「社会学研究法本土化」这一类的普遍问题。因为，社会学一旦开始朝向社会大众，走向生活介入，则不但必须反省所借用的知识的可用性，也必须思考如何引伸、假借、占用这些知识。这也可以说是战后台湾社会学界开始具备反省思考能力，逐渐形成一个「本土学术社群」的一个开端，也是对于单方面的知识移植、不加思索借用外来知识体系、知识工具，进行检讨的阶段。当时不只是社会学如此，以人类学为主、张光直所领导的「浊大调查」，以及之后由杨国枢领衔的「本土心理学」也可谓是此脉络下的产物。

但是这样强调本土文化特殊性的知识活动，或者这样的提问，有其局限性：因为社会学在台湾的「本土化」，其实是和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化」一起进行的。而「现代化」与「工业化」，本来就是卷入现代「世界」（国际？）的一个过程。社会学如何可能本土化，而不和世界发展、当代的西方影响，发生关连性呢？社会学面对一个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流动的、不断自我改造的社会，要如何界定自己的「本土性格」呢？非常吊诡的是，如果没有一个「西方的」、「欧美的」社会学摆在眼前，谈论「本土化」社会学，根本没有意义。

眼前台湾社会学的国际化的提问，主要来自和其它学科的比较，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学。这个问题会在20世纪末期出现，一定有它的理由，想必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题目，而将国际化等同于在国际（用英文？）、在欧美发表这样的狭窄标的，更是值得探究的学术与社会、学术社群官僚化的问题。

让我重组一下我的说法：20世纪上半的中国，下半的台湾，虽然各有各的历史轨迹，但社会学的重要问题，从来就是取法外来思潮与研究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