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
子的北洋政府手中。该政府在继续援用清末法律的同时，一方面，对一部分法律（如《清新刑律》等）进行修改；另一方面，又颁布了一批特别法，如《戒严法》（1912年）、《治安警察条例》（1914年）、《官吏违令惩罚令》（1914年）、《妨害内债信用惩罚令》（1914年）、《私盐治罪法》（1914年）等。但在民商法领域，由于立法的速度十分缓慢，[15]故北洋政府不得不明确规定：“民国民法典尚未颁布，前清之现行律除制裁部分及与团体抵触者外，当然继续有效。至前清现行律虽名为现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关于民事之规定，仍属不少，自不能以名称为刑律之故，即误会其已废。”[16]
就清现行刑律中的民商事部分而言，当时这部分的法律主要涉及服制图、服制、名例、户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殴、钱债，以及户部则例中的户口、田赋等。
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由于其收录的案件是自1914年至1919年，故里面有不少案件，确是按照清末现行刑律中的民商事部分审理判决的。[17]
判例
判例也是当时法院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就北洋政府而言，它在援用清末的法律、颁布大量法规的同时，还公布了数量众多的判例和解释例。据统计，从1912年到1927年，大理院汇编的判例就有三千九百多件，公布的解释例有二千多件。[18]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当时适用判例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在“周筱舫与德商北清商务公司因批货纠葛一案”（本书第138页，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因商标纠葛一案”（第178页）， “德商威尔第与比商义品公司因债务纠葛一案”（第237页）等，
都或者是全部适用大理院的判例以及其他地方的成案，或部分地适用大理院以及高等审判厅的判例。
习惯
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革时期，新的法律关系的大量出现，立法未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虽然北洋政府规定仍适用清末现行法律，但在许多领域，法院在实际操作时，仍然没有法律可依，从而不得不求助于习惯。
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来看，当时适用的习惯主要有商事活动中通行的惯例（第132页）、民间的借贷习惯、
契约出现纠纷时的责任分担习惯（第9页、第222页），民事诉讼适用当事人主义，凡当事人已有协议须遵守协议的习惯（第55页、第159页），
审案中法官劝争息讼的习惯（第159页）等。
情理
人情事理，在中国古代曾是司法实际部门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至近现代，这一传统仍然得以保留。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有适用“法理”的（第33页、第158页等），有适用“条理”的（第
48页、第178页、第180页、第230页等）， 也有适用“法的精神”的（第212页等）。此外，还有一些案件在处理中，
也适用了外国民商事法律如法国、德国民法典中一些通行的原则。[19]
Ⅳ
《华洋诉讼判决录》还帮助我们纠正了一些以前一直流行的片面的观念。
比如，在许多教科书以及我们的观念中，清末民初我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是西方列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刑民事纠纷时，法院也都站在洋人一边，偏袒洋人，欺压国人。然而，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来看，情况并非全部如此。
当时的法院，虽然从整体上来说，是维护北洋政府、保障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工具，但由于相当一部分法官的努力，大多数案件的审理基本上是以事实、以证据为本，以法律、以判例、乃至以社会公理为据的，比较公允、合理，并没有偏袒洋人。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在“比商天津电车公司与孙恩元因赔偿损害一案判决书”中，当比商公司代理人宣称：“孙二庆（孙恩元之子）自己赶抓电车，以致坠落被轧身死，是其致死之原因。由于自己之过失，公司已出葬埋费三十元。原判更令负担抚恤费一百元，虽为数不多，然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时，法院予以严正反驳：“孙二庆之被轧身死，虽由于自己之过失，然该车中之司机卖票等人，亦未免太不注意。……孙二庆虽属幼童，尚无十分能力，然以后之希望甚大，岂仅一棺木费三十元即足为抚恤之资耶？至谓抚恤费太重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查人命至重，岂能任其常有！即令以后遇有此事，亦应从优议恤，以重生命而保公安”（第24页）。
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类似这样以同情有道理之弱者的判决词为数并不少。从该判决录所收集的判决书、决定书来看，除极个别外，[20]其处理结果都可以说是比较公正合理的。
Ⅴ
《华洋诉讼判决录》共收五十份民事判决书、十九份民事决定书，以及九份刑事判决书。在五十份民事判书中，除七份系因当事人上告大理院，由大理院发回重审的之外，其他四十三份，都是各县（主要是天津）地方审判厅为一审、直隶高等审判厅为二审的案件。在九份刑事判决书中，除一份系当事人上告大理院，由大理院发回重审的之外，其余八份也是直隶高等审判厅审结的案件。而十九份民事决定书，则都是由直隶高等裁判厅作出的。
认真阅读、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判决书或决定书，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印象：
第一，当时的华洋诉讼，似乎主要涉及借贷、买卖、地产、商标、损害赔偿、侵占公司货款、伪造货币、伪造印章和文件、诈欺等财产方面，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有关身份方面的诉讼判例在该判决录中一点也没有得到反映。如果不是《华洋诉讼判决录》不收这些领域的判例的话，那就表明当时华洋诉讼中关于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案件很少，或几乎没有发生。[21]
第二，当时社会上人们的诉讼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这从本书中许多中方当事人积极主动地应答“官司”中可以看到。尤其是在许多案件中，中方当事人均是一审不服告到二审，二审不服告到三审，三审不服又上告，表明了当事人希望自己的纠纷能够得到公正解决的强烈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我们时常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诉讼意识不强的传统观念。
第三，清末民初的审判衙门从总体上维护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包括对讼费也非常强调，确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色彩，
只是这种“讼费援助申请”占的比例很小而已。
第四，当时的判决书是非常讲究逻辑推理，以及文章风格的。对控诉人的控诉理由，法院都是严格依据证据、法律、法理，层层分析，详细辩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最长的判决书（“日商加藤确治与索松瑞等因违约涉讼一案”）竟长达28页，共22000多字，
而最短的才十几行字。这种依照案件的内容来制作判决书的精神，对我们目前的司法审判工作，仍具有参考的价值。
第五，尊重当事人，注重调解，努力促使人们息讼，强调社会的安宁。这在该判决录中也有很多的反映（第159页、第222页等）。
第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虽然已经分开，但这种分开是不彻底的。比如，民事审判厅的许多推事就兼刑事审判厅的推事。尤其是在审理刑事案件“架利的姆等诈财及伪造货币未遂由大理院发回更审一案”时，由于难度较大，合议庭的全部人马（审判长推事吴荣＠①、推事李兆泰、高梦熊，书记官郭振铨）都是民庭的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司法审判事务的影响。
第七，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法律原则的实际运行状况，如一事不再理原则、上告审书面审理原则、诉讼费严格由败诉者承担原则，等等，这些，对我们了解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也是不无帮助的。
在不平等条约，即以领事裁判权为前提之下的华洋诉讼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作为和平友好国际交往的保障，在以彼此尊重、平等互利为前提条件下的华洋诉讼将会持续下去。
注：
[1] 引自孙晓楼、赵颐年编著：《领事裁判权问题》（下），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6页。
[2][3][4] 吴昆吾著：《不平等条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第9～13、10—11、17—23页。
[5][9][10][14][18] 见张国福著：《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3、87、150页。当然，
整体的事实上的废除，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6][7] 见《通商条约章程成案 《《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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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现行刑律中的民商事部分而言，当时这部分的法律主要涉及服制图、服制、名例、户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殴、钱债，以及户部则例中的户口、田赋等。
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由于其收录的案件是自1914年至1919年，故里面有不少案件，确是按照清末现行刑律中的民商事部分审理判决的。[17]
判例
判例也是当时法院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就北洋政府而言，它在援用清末的法律、颁布大量法规的同时，还公布了数量众多的判例和解释例。据统计，从1912年到1927年，大理院汇编的判例就有三千九百多件，公布的解释例有二千多件。[18]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当时适用判例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在“周筱舫与德商北清商务公司因批货纠葛一案”（本书第138页，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因商标纠葛一案”（第178页）， “德商威尔第与比商义品公司因债务纠葛一案”（第237页）等，
都或者是全部适用大理院的判例以及其他地方的成案，或部分地适用大理院以及高等审判厅的判例。
习惯
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革时期，新的法律关系的大量出现，立法未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虽然北洋政府规定仍适用清末现行法律，但在许多领域，法院在实际操作时，仍然没有法律可依，从而不得不求助于习惯。
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来看，当时适用的习惯主要有商事活动中通行的惯例（第132页）、民间的借贷习惯、
契约出现纠纷时的责任分担习惯（第9页、第222页），民事诉讼适用当事人主义，凡当事人已有协议须遵守协议的习惯（第55页、第159页），
审案中法官劝争息讼的习惯（第159页）等。
情理
人情事理，在中国古代曾是司法实际部门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至近现代，这一传统仍然得以保留。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有适用“法理”的（第33页、第158页等），有适用“条理”的（第
48页、第178页、第180页、第230页等）， 也有适用“法的精神”的（第212页等）。此外，还有一些案件在处理中，
也适用了外国民商事法律如法国、德国民法典中一些通行的原则。[19]
Ⅳ
《华洋诉讼判决录》还帮助我们纠正了一些以前一直流行的片面的观念。
比如，在许多教科书以及我们的观念中，清末民初我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是西方列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刑民事纠纷时，法院也都站在洋人一边，偏袒洋人，欺压国人。然而，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来看，情况并非全部如此。
当时的法院，虽然从整体上来说，是维护北洋政府、保障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工具，但由于相当一部分法官的努力，大多数案件的审理基本上是以事实、以证据为本，以法律、以判例、乃至以社会公理为据的，比较公允、合理，并没有偏袒洋人。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在“比商天津电车公司与孙恩元因赔偿损害一案判决书”中，当比商公司代理人宣称：“孙二庆（孙恩元之子）自己赶抓电车，以致坠落被轧身死，是其致死之原因。由于自己之过失，公司已出葬埋费三十元。原判更令负担抚恤费一百元，虽为数不多，然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时，法院予以严正反驳：“孙二庆之被轧身死，虽由于自己之过失，然该车中之司机卖票等人，亦未免太不注意。……孙二庆虽属幼童，尚无十分能力，然以后之希望甚大，岂仅一棺木费三十元即足为抚恤之资耶？至谓抚恤费太重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查人命至重，岂能任其常有！即令以后遇有此事，亦应从优议恤，以重生命而保公安”（第24页）。
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类似这样以同情有道理之弱者的判决词为数并不少。从该判决录所收集的判决书、决定书来看，除极个别外，[20]其处理结果都可以说是比较公正合理的。
Ⅴ
《华洋诉讼判决录》共收五十份民事判决书、十九份民事决定书，以及九份刑事判决书。在五十份民事判书中，除七份系因当事人上告大理院，由大理院发回重审的之外，其他四十三份，都是各县（主要是天津）地方审判厅为一审、直隶高等审判厅为二审的案件。在九份刑事判决书中，除一份系当事人上告大理院，由大理院发回重审的之外，其余八份也是直隶高等审判厅审结的案件。而十九份民事决定书，则都是由直隶高等裁判厅作出的。
认真阅读、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判决书或决定书，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印象：
第一，当时的华洋诉讼，似乎主要涉及借贷、买卖、地产、商标、损害赔偿、侵占公司货款、伪造货币、伪造印章和文件、诈欺等财产方面，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有关身份方面的诉讼判例在该判决录中一点也没有得到反映。如果不是《华洋诉讼判决录》不收这些领域的判例的话，那就表明当时华洋诉讼中关于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案件很少，或几乎没有发生。[21]
第二，当时社会上人们的诉讼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这从本书中许多中方当事人积极主动地应答“官司”中可以看到。尤其是在许多案件中，中方当事人均是一审不服告到二审，二审不服告到三审，三审不服又上告，表明了当事人希望自己的纠纷能够得到公正解决的强烈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我们时常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诉讼意识不强的传统观念。
第三，清末民初的审判衙门从总体上维护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包括对讼费也非常强调，确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色彩，
但当时也有不收讼费的情况（第266页）。
只是这种“讼费援助申请”占的比例很小而已。
第四，当时的判决书是非常讲究逻辑推理，以及文章风格的。对控诉人的控诉理由，法院都是严格依据证据、法律、法理，层层分析，详细辩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最长的判决书（“日商加藤确治与索松瑞等因违约涉讼一案”）竟长达28页，共22000多字，
而最短的才十几行字。这种依照案件的内容来制作判决书的精神，对我们目前的司法审判工作，仍具有参考的价值。
第五，尊重当事人，注重调解，努力促使人们息讼，强调社会的安宁。这在该判决录中也有很多的反映（第159页、第222页等）。
第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虽然已经分开，但这种分开是不彻底的。比如，民事审判厅的许多推事就兼刑事审判厅的推事。尤其是在审理刑事案件“架利的姆等诈财及伪造货币未遂由大理院发回更审一案”时，由于难度较大，合议庭的全部人马（审判长推事吴荣＠①、推事李兆泰、高梦熊，书记官郭振铨）都是民庭的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司法审判事务的影响。
第七，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法律原则的实际运行状况，如一事不再理原则、上告审书面审理原则、诉讼费严格由败诉者承担原则，等等，这些，对我们了解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也是不无帮助的。
在不平等条约，即以领事裁判权为前提之下的华洋诉讼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作为和平友好国际交往的保障，在以彼此尊重、平等互利为前提条件下的华洋诉讼将会持续下去。
注：
[1] 引自孙晓楼、赵颐年编著：《领事裁判权问题》（下），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6页。
[2][3][4] 吴昆吾著：《不平等条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第9～13、10—11、17—23页。
[5][9][10][14][18] 见张国福著：《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3、87、150页。当然，
整体的事实上的废除，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6][7] 见《通商条约章程成案 《《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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