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精神家园——威尔海姆·海因里希·里尔的保守社会政策
中，家庭再建设工程主要涉及三个社会阶层。一是农民阶层，农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归属其家庭道德领域，由社会环境造就的天性淳朴是农民家庭的传统美德，社会政策不应打断而应继续保护这类家庭文化的发展。二是贵族阶层，该阶层的家庭文化把旧式的农民传统以“族规”和“族谱”的形式保留下来，并将之凝聚为社会等级。社会政策的目标便是以立法形式助其一臂之力。三是市民阶层，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家庭的历史纽带在这个阶层身上发生了断裂。市民脱离了淳朴的农民传统和家庭文化，“整体性”家庭变为小家庭，加之家政分工的出现，其“自然特征”以及家庭与住宅之间的自然关系被单纯的租约关系瓦解了。对此，里尔提倡“社会政策”应关心组建“社群之家”，安排“家庭聚会”，推动家庭之间的密切交往。因为树立市民家庭新的道德规范，将有助于防止该阶层的无产阶级化。一方面，家庭道德治理可以有效地抵御国家力量的侵入：另一方面，对家庭道德的忠诚也有助于对公共国家形态的忠诚。
其次是乡镇。乡镇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首先是一个社会机构，人们通过它才感知到国家的存在。乡镇市民是一个社会团体，是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层的必要基础。对乡镇的改革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的改造，但对乡镇的“社会改革”与对乡镇的“政治改革”之间是有区别的。对乡镇实行政治改革就是要实现政治解放，取缔乡镇的自然生活，把乡镇制度完全纳入到官僚主义国家化的轨道之中。而乡镇的社会改革则是通过乡镇自治扩大非国家化的社会制度，(经济论文)保存乡镇的自然历史特征，并使之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新发挥社会功能。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流动人口激增，加剧了传统乡镇固定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分化，失去故土的乡民逐渐丧失了与往日同乡间的社会纽带，而城市中流动人口的飘忽不定又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里尔的乡镇改革政策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他试图在实践中调和两者的关系，采用一种灵活的形式重新构筑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中外表已变得模糊不清的乡镇组织。这样的乡镇组织一方面并不阻碍人口的流动，另一方面又使得乡镇可以继续发挥原有的社会融合作用。为此，他提出由定居者组成社会政治乡镇，只要在某乡镇拥有住房、居住若干年，且拥有固定职业，便可成为该乡镇居民，拥有权利和义务。当然，乡镇是实行自治的。1851年，里尔引入了1808年的普鲁士《城市条例》，作为其乡镇改革思想的范本。他想表达的是，他的乡镇自治理想依托的是“日耳曼的自由精神”而不是建立在“大众主权”基础上的“法国1789年精神”。
里尔的乡镇改革一举而两得：第一，工业化时期因流动人口增加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可以因乡镇制度的保存而得以缓解。第二，通过乡镇自治使公共权力的中央集权化现象得到有效纠正。立足于村庄和市镇的“社会政治本土观念”，在里尔看来是摆脱现代官僚国家干涉的有力手段。而现代社会的巩固和完善只有通过乡镇的社会改革，发挥乡镇的社会作用才是可能实现的。
最后是等级。里尔的社会政策所要完成的“道德伦理”任务，就是在各个社群中唤醒“内在的使命意识”，让每个人通过出生、教育、培训和职业找到社会归属。等级是“自然历史”所赋予的社会状态，它为那些社会化的个人及具有社会特殊性的等级提供了某种规范。归属于等级的个人既不必为社会地位担忧，也可以在等级的自我制约和自我满足中找到平衡。在这个基础上，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社会生活得以改善。
在里尔的自然等级观念中，市民、农民与贵族是主要的社会等级。这些由自然历史发展而流传下来的等级，其传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仅不能中断，而且还应在巩固“历史性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里尔把他的等级政策提升到人类学的高度，相信在人类学传统中，人的生存习惯、历史性社会状态下的等级及其他们的生活世界，完全可以抵御现代理性主义对社会的挑战。
里尔的社会等级政策是“不平等”的，他虽然强调贵族不应再享有特权，统治其他社会等级，却同时赋予了农民等级特殊的社会意义，他宣称“农民是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在他看来，农民由于同自然具有密切的联系，身上保存着原始的历史道德，筋骨强健，意志坚韧，这是反对权力世界最后的自然特性。农民具有榜样的力量，可以修正自由社会，反抗碎化和肤浅化了的文明社会。
在许多学人如戈登．A．克雷格——美国著名德国历史学家的眼里，里尔和拉加德均属于工业时代德国新浪漫主义的先驱，他们深信科学和工业的兴盛使德意志民族国家丧失了道德和文化支撑，患上了脑水肿症，产生了病态文化，漂流在相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海面上，只有回归传统的价值准则才能拯救灵魂。l2i不过，里尔的浪漫主义不是不着边际的，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特赖奇克（1834—1896年）批评他“竟以凭空的历史直觉来代替实际的历史认知”‘3]，无疑是不中肯的。里尔实际上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并不梦想而是切身观察。作为“实践的理论家”，他精心研究民族文化，将之提升到社会科学的层面，使之成为文化哲学和保守社会政策的纲领性基础。而作为“实践的政治家”，里尔则期盼着人民对国家的忠诚，他认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形态，也不排斥国家，希望人们通过发掘社会等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殊精神来实现国家化，真正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就是说，作为社会保守主义者，里尔反对的只是机械的理性主义和整齐划一的自由主义，他想借助于民族传统中自然和历史的精神要素赋予现实国家以新的活力。
里尔的社会思想为保留人类的精神家园、永恒的人生价值提供了丰富食粮。
《守望精神家园——威尔海姆·海因里希·里尔的保守社会政策(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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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乡镇。乡镇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首先是一个社会机构，人们通过它才感知到国家的存在。乡镇市民是一个社会团体，是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层的必要基础。对乡镇的改革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的改造，但对乡镇的“社会改革”与对乡镇的“政治改革”之间是有区别的。对乡镇实行政治改革就是要实现政治解放，取缔乡镇的自然生活，把乡镇制度完全纳入到官僚主义国家化的轨道之中。而乡镇的社会改革则是通过乡镇自治扩大非国家化的社会制度，(经济论文)保存乡镇的自然历史特征，并使之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新发挥社会功能。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流动人口激增，加剧了传统乡镇固定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分化，失去故土的乡民逐渐丧失了与往日同乡间的社会纽带，而城市中流动人口的飘忽不定又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里尔的乡镇改革政策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他试图在实践中调和两者的关系，采用一种灵活的形式重新构筑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中外表已变得模糊不清的乡镇组织。这样的乡镇组织一方面并不阻碍人口的流动，另一方面又使得乡镇可以继续发挥原有的社会融合作用。为此，他提出由定居者组成社会政治乡镇，只要在某乡镇拥有住房、居住若干年，且拥有固定职业，便可成为该乡镇居民，拥有权利和义务。当然，乡镇是实行自治的。1851年，里尔引入了1808年的普鲁士《城市条例》，作为其乡镇改革思想的范本。他想表达的是，他的乡镇自治理想依托的是“日耳曼的自由精神”而不是建立在“大众主权”基础上的“法国1789年精神”。
里尔的乡镇改革一举而两得：第一，工业化时期因流动人口增加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可以因乡镇制度的保存而得以缓解。第二，通过乡镇自治使公共权力的中央集权化现象得到有效纠正。立足于村庄和市镇的“社会政治本土观念”，在里尔看来是摆脱现代官僚国家干涉的有力手段。而现代社会的巩固和完善只有通过乡镇的社会改革，发挥乡镇的社会作用才是可能实现的。
最后是等级。里尔的社会政策所要完成的“道德伦理”任务，就是在各个社群中唤醒“内在的使命意识”，让每个人通过出生、教育、培训和职业找到社会归属。等级是“自然历史”所赋予的社会状态，它为那些社会化的个人及具有社会特殊性的等级提供了某种规范。归属于等级的个人既不必为社会地位担忧，也可以在等级的自我制约和自我满足中找到平衡。在这个基础上，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社会生活得以改善。
在里尔的自然等级观念中，市民、农民与贵族是主要的社会等级。这些由自然历史发展而流传下来的等级，其传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仅不能中断，而且还应在巩固“历史性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里尔把他的等级政策提升到人类学的高度，相信在人类学传统中，人的生存习惯、历史性社会状态下的等级及其他们的生活世界，完全可以抵御现代理性主义对社会的挑战。
里尔的社会等级政策是“不平等”的，他虽然强调贵族不应再享有特权，统治其他社会等级，却同时赋予了农民等级特殊的社会意义，他宣称“农民是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在他看来，农民由于同自然具有密切的联系，身上保存着原始的历史道德，筋骨强健，意志坚韧，这是反对权力世界最后的自然特性。农民具有榜样的力量，可以修正自由社会，反抗碎化和肤浅化了的文明社会。
在许多学人如戈登．A．克雷格——美国著名德国历史学家的眼里，里尔和拉加德均属于工业时代德国新浪漫主义的先驱，他们深信科学和工业的兴盛使德意志民族国家丧失了道德和文化支撑，患上了脑水肿症，产生了病态文化，漂流在相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海面上，只有回归传统的价值准则才能拯救灵魂。l2i不过，里尔的浪漫主义不是不着边际的，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特赖奇克（1834—1896年）批评他“竟以凭空的历史直觉来代替实际的历史认知”‘3]，无疑是不中肯的。里尔实际上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并不梦想而是切身观察。作为“实践的理论家”，他精心研究民族文化，将之提升到社会科学的层面，使之成为文化哲学和保守社会政策的纲领性基础。而作为“实践的政治家”，里尔则期盼着人民对国家的忠诚，他认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形态，也不排斥国家，希望人们通过发掘社会等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殊精神来实现国家化，真正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就是说，作为社会保守主义者，里尔反对的只是机械的理性主义和整齐划一的自由主义，他想借助于民族传统中自然和历史的精神要素赋予现实国家以新的活力。
里尔的社会思想为保留人类的精神家园、永恒的人生价值提供了丰富食粮。
《守望精神家园——威尔海姆·海因里希·里尔的保守社会政策(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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