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

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
            —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国学观”

2009-12-08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光明日报
刘泽华先生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所质疑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尤其是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问题。我想就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刘泽华先生及一切关心国学发展的人们。
一
刘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王权主义，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刘文中所讲的"阴阳组合结构"。按照刘先生的讲法，中国政治思维包括了阴阳两个方面，其中阳是君本，是王权，是专制，这是主要的，不能变的;阴是民本，是"从道不从君"，是"天人合一"，这是次要的，是服从于君本的。举例来说，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主张对暴君可以诛之、杀之，可刘先生讲，现实中还是君为本，孔孟并不否定君主的统治地位，一句话便把民本否定了，把民本讲成了君本。又如，儒家讲"从道不从君"，郭店竹简中有"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可刘先生讲，历史上还有"王体道"、"王就是道"的命题(不知刘先生说的是谁的命题，但决不是孔孟的观点)，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一句话又将儒家对王权的批判、反抗否定掉了，把对专制的批判讲成了圣王崇拜。刘泽华先生就是这样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将后者化约到前者，甚至用来源不同的材料互相说明、论证。
读到这里可以明白，原来刘先生之所以反对提倡国学，是因为他自己有一套国学，刘先生的国学便是王权主义，其方法是阴阳组合论，现在刘先生的国学观与社会上的提倡在宗旨上产生了矛盾，在方法上出现了分歧，于是他感到不满，要提出种种质疑了。按照刘先生的国学观，国学研究就是反封建，反专制，就是从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去发现王权的根源，也就是要通过"阴"的文化现象去发现"阳"的文化本质。翻开刘先生的著作，不难发现大量这样的论述，像传统人文主义是一种王权主义，先秦人性论是专制人性论，孔孟提倡的独立人格实际是一种奴性人格，百家争鸣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等等。而当前国学热的一个特点是着力突显、提倡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与刘先生的为学宗旨不仅不相符，而且"背道而驰"，这自然是刘先生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要质疑，为什么"谈到中华文化就集中说精华，而且说得那么美"?对于一些学者试图吸收外来文化，发展传统文化，刘先生则视之为"倒贴金"，认为是犯了历史学的大忌，"试问，'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还是'传统学术'的国学吗?"刘先生还有一个说法，认为文化是有阶段之分，有"先""后"之别的，传统文化相对于现代社会是一种落后的文化，今天的中国是在落后赶先进，一味地弘扬传统文化，讲我们的"先进性"，是"强行超历史阶段"。所以在刘先生的眼里，当前的国学热无疑就等于一场"文化大跃进"。
二
刘先生的质疑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尽管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些可能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今天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研究国学?国学的使命是什么?国学研究能否从正面去积极弘扬传统文化?
刘泽华先生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国学，认为文化是有阶段性、时代性的，"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而国学、儒学的内容"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是阻力"。对于刘先生的这个观点，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们喜欢把思想、文化与一定历史的社会存在看做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认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总是服务于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同时，又持一种简单的"进步"观念，认为"今"总是胜于"昔"，今天的文化总是领先于古代的文化。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于传统主要是着眼于批判，是深挖古人思想的阶级属性，即使有继承，也是要把批判放在第一位。刘泽华先生的以上观点显然是以往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只不过他将"阶级分析"改为了王权批判。
注重文化的阶段性、时代性，固然不错，但不能因此忽略了文化还有更重要的特点--连续性与超越性。德国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揭示这样一个现象，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的时间里，中国、印度、希腊、两河流域等地区几乎同时达到古代文明的一次高峰，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思想家，这即是所谓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的文化是在今天看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取得的，但她却"奠定了人类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从此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需回到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点燃"。所以文化是不可以被割裂的，也不可以简单用经济发展程度来说明，历史上的许多文化创新都是以"返本开新"的形式来完成的。例如，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本是一场宣传资产阶级文化的运动，但她却以复兴古典文化的形式出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创新往往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文化像一切生命体一样，都必须从既有的成果中找到种子，吸取养分。所以西方人讲一部哲学史就是柏拉图的注脚，中国也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说法，"我注六经"是回到历史，回到传统，"六经注我"则是面向未来，发展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阶段性与联系性、时代性与超越性的紧张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刘先生仅仅因为文化的阶段性，便断言国学、儒学不可能"加入现代化行列"，实在是有失片面。
刘先生强调对于传统文化要用"二分法"，"每个民族的精神都有积极面，同时也有消极面"，这当然不错。但问题是他的阴阳组合论恰恰是"一分法"，而不是"二分法"，是"只见王权，不见其他"，是把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归于王权并予以否定，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二分法"。所谓"二分法"是说任何事物包括文化传统都有积极、消极两个方面，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做整体把握，同时由于研究者的观察视角与所处时代的不同，在二分的基础上，既可以侧重于对传统消极方面的批判--但不是刘先生的那种批判，也可以着力于对传统优秀部分的弘扬，也就是说"二分法"是不排除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的。
从历史上看，国学的提倡总是与一个时代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清末民初章太炎等人提倡国学是为了"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上个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