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百年

、彩印，和实行整个编辑部工作的电脑联网化。80年代中期以后，不少报纸和电视台普遍利用卫星接收文稿、照片和图片，利用卫星进行电视转播。到这个世纪末，全国利用卫星传送的电视频道已达到41个，使不少电视受众，能够在家里看到其他省市的卫星频道节目。与此同时，不少媒体还引进了数码传送技术，实行新闻摄影的数码化，广播制作、传输、播出的数码化，和电视后期制作和演播的数码化。
科技含量增加的结果，使新闻传播媒体的信息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随之提高。时至今日，新闻传播媒体已经成为全国应用高新科学技术最为快速有效的部门之一。
三、和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新闻传播事业是社会上层建筑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每日每时都在迅速全面地反映着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的社会政治生活，并和后者保持着相依相存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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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各个政治团体和各派政治力量，都无不和报纸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或者自己办报，或者以直接间接的方式控制报纸，力图把报纸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其他社会上的报纸，尽管有不少以不偏不倚为标榜，也无不有她们各自的政治倾向。
最先叱咤于20世纪中国报坛的，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和民主革命派。这两派的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办报，都不讳言他们所办报纸的政治倾向，甚至公开承认他们所办的报纸，就是他们自己的“党报”。革命派的同盟会在东京，其分支机构中部同盟会在上海开会时，讨论的第一个议题，都是办报。孙中山后来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时，曾经充分地肯定报纸的作用，认为辛亥革命之能够取得胜利，报纸宣传工作的功劳占了九成，武装起义的功劳只占了一成。
民国成立以后，受临时约法保护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办报热潮，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报纸。不仅国会中的同盟会(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两大党团各自办了一大批报纸，连党员人数不多，很不起眼的，大同民党、东社、中国社会党、自由党、工商勇进党、中华共和宪政会、中华平民党等十几个小党，也纷纷办起了自己的报纸。

在野的政党和政客们办报，掌权的封建军阀也办报。如袁世凯，就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对反对他的报纸严行查禁和迫害，一方面自己派人办报。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出版的《亚细亚报》，和在北京出版的《民视报》，就是直接为他造势的御用报纸的代表。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是这样。国会内的各个政治派系，北洋系统内的直系奉系皖系等各路军阀，和分疆而治的各个地方实力派，都办有自己的报纸，为自己作鼓吹。奉系的《东方时报》，皖系的《公言报》，直系的《正义报》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这一时期北京先后出版过90多家报纸，几乎全部有上述的政治背景。有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每一次政局变动，同时就有一大批报纸连带倒坍，但是过了几时，又有一批新的日报出现在大栅栏的报摊上了。”（10）
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当局十分注意利用报纸为自己的“军政”、“训政”、“宪政”活动造势，和为自己的内外政策作宣传。不仅中央和地方各级省市党部办报，政府各部门办报，各级部队系统办报，连复兴社之类的特务组织也办报。此外还利用投资、津贴、配纸和战后接收敌产等各种手段，对民办的报纸进行控制。据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的材料，当年国统区共出有报纸984种，其中国民党各级党部办的党报400多种，国民党各级部队办的报纸229种，以“国民党同志”个人名义主办的数十种。这三部分加起来就不下650多种，占了70%。剩下的30%中，还有不少是间接受其控制的地方派系的报纸（11）。共产党的报纸允许出版的，只有作为点缀的重庆《新华日报》一家。这唯一的一家，也在1947年被强迫停刊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闭了有帝国主义侵略者背景的报纸，和国民党系统的报纸。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对少数民办的报纸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建立起了在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下，由各级党委机关报、部队报、行业报、民众团体报和民主党派报共同组成的社会主义报业体系。在1949年到2000年的半个世纪中，这些报纸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真实性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的报纸强调政治家办报，强调政治意识，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不论古今中外，新闻传播与政治的关系，历来十分密切。新闻传播制度向来都是政治制度的一环。但像中国的百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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