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三俗”：后乌托邦时代的文化救赎

境当中居然开始与“传统主义”合流了，这在1990年代得以反弹的新保守主义及其新近思潮那里得以彰显。特别是“国学热”在大众之中普泛之时，知识分子亦随之而动，来自儒家伦理传统的诉求与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基本上形成了某种“朝野共谋化”的互动关联。这意味着，那种核心内容为“内圣外王之学”，对“圣贤与大同世界”充滴追求，注重探讨“理想人格与理想世界”，体现着“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的传统文化，在目前的道德战场上开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原本的边缘地位逐渐走向了精英伦理的核心。与此同时，这种传统主义对于“中国（本土）性”的本土倡导，恰恰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善于利用的“民族（和谐）主义”一唱一和，前者所唱响的是回复到千年儒家所主导传统的“天道”乌托邦，而后者所主唱的则是以民族复兴为目标来新构“先进文化”的新理路。
　　
　　“市场转型化”之后：
　　
　　道德失范危机还是个体主义危机
　　
　　今天，市场经济正面临着全面转型。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必然形式，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结构”与“道德规范”的根本变化。因此，社会重组与文化变异才是“个人主义、精英主义和工具理性”主导当下社会主流伦理(文史论文)观的真正根源。
　　
　　在政治一统之后，随着主体性思想的兴起，便会带来两种“个体主义”。过去我们常常将“个体主义”统而观之，其实，精英的个体主义与大众的个体主义还是不同的，前者所主张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后者所力导的欲望“自然主义”更是迥然不同。前者一般是“自由主义”的，后者往往是“工具主义”的。然而，它们都是在同一个“个体主义谱系”当中分化出来的，但是却在币场社会的转型中走向了必然的对立与对立的必然。如此说来，走向极端的“三俗”的世俗化，便是大众的个体主义化的社会后果，人们的确也都能感受到道德标准在日渐降低乃至沦丧，而“反三俗”的理想主义者大都来自于精英的个体主义。如果说，“人文精神”的论争还是囿于精英层面的自说自话，那么而今的新道德与三俗之间的对立，则显示出在新历史条件下两种个体主义之根本性的新冲突。如果像有些论者那样将道德区分为“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两个层面的话，那么可以说，“三俗”所代表的道德取向触及了“社会性道德”的某种底线，而作为社会批判者的知识分子内心所心驰神往的，乃是一种源远流长至今的“宗教性道德”，这才被视为尚未断裂的儒家伦理传统。但目前的社会状况是，“宗教性道德”早已衰微（从儒家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到人文乌托邦）而失去了能够重建的基石，与此同时，本应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性道德”在社会急遽转轨中尚未建构，而旧道德观念如今显然更加难以为继，当代中国社会所身处的正是这种“旧的已逝、新的未建”之夹缝状态，而且这种社会状态竟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然而，问题在于，我们能一味地反对“个体主义”吗？我们要反对的，到底是何种已走同了偏颇的个体主义呢？从百年来的“现代性启蒙”的中国史来看，个体主义在中国的建构何等不易！个体主义作为启蒙的重要内容，直接与“自由本位”的建构是息息相关的。尽管世俗化的结果必然带来“文化危机”，尽管无论是为世俗化辩护还是对世俗化批驳的欧美学者都认定：“世俗化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再现无法提供必要的架构，以建立个人、道德与社会的秩序”，但是，他们至少都承认个体主义乃是现代启蒙的积极产物。同样，“个人自由”的形成，恰恰也是中国的启蒙现代性的重要历史成果，在汉语学界所谓“启蒙与救亡”之争的哲学实质，就是国人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究竟何者更为重要？当然，“在中国”的个体主义，至今都是要被置于“社群主义”的独特背景中来加以考量，个体主义的“中国化”始终不同于也不可能近似于西方式的“原子主义”。但历史已经证明，那种源于儒家政治文化熏染和浸渍的传统社群主义，早已在中国衰微百年之久了。近代以来的文化变局已经证明了“非个体主义”生命力的衰颓，尽管我们现在还要继承传统的“真神韵”，但是那种集体化的原型文化的确难以与当代社会相匹配。1980年代初以来对于“个体本位文化”的高举，最初就是面对文化大革命后“文化荒原”的义举，它在整个1980年代的确具有“文化革命”般的意义，然而，这种文化的革命性却随着政治语境和市场语境的转变而得以逐步蜕化与消解，甚至直接被沦落为最为极端的“个人主义”。
　　
　　所谓的“反三俗”，恰恰就是对于这种“极度个人主义”的反动。但是，反对“极度个人主义”不能将作为其思想根基的“个体主义”也一并反掉，更不能将接受启蒙教化以来所形成的“个体本位文化”一并解构。真实的情况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从引入声光火电（物质文明）到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直至最终意识到文化革新之痛，始终是一种“混合与杂糅”的独特类型。一方面，中国文化既不可能往回走那条千年传统老路，任何试图彻底回复到古典的路途都只是缘木求鱼；但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文化无法拒绝已浸渍人我们机体内的外来文化观，但“原子主义”式的全盘西方路径被证明是不适合于中国的。中国文化毕竟还是具有“中国性”的文化，它仍要建基在一种被“创造性转换”的传统基石之上才得以继续进化。这种中国文化建构百余年来的复杂性与混合性，使得我们无论对待“新道德”还是“三俗化”都需要更为细致的解析。
　　
　　“文化三分化”之后：
　　
　　体制建设和心理建构并举
　　
　　随着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流与殊途，当代“伦理失范”与“世俗化”的并起，实际上是在三种乌托邦的衰微之后方才出现的：一个是承继了“儒家伦理”千年传统的天道乌托邦：另一个则是试图倡导一整套“政治伦理”的政治乌托邦：还有就是力求建构一整套“理想主义”的人文乌托邦。可以说，它们的失落既是社会世俗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所必定付出的代价，无论重建何种乌托邦都已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
　　
　　在这“三分天下”的文化形态当中，主流文化的“政治范导”是集体性的，而其他两类文化，无论是“精英提升”还是“大众自律”都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与此同时，主流与精英文化都需要自我建构，而大众文化反而是“他构”的，这都形成了一种文化之间的本然差异，尽管精英文化在内部仍在深化着某种分裂的趋势。真正的健康发展策略，反倒是三种文化首先能够“各居其位”，主流实施的“范导”与精英进行的“提升”能与

《“反三俗”：后乌托邦时代的文化救赎(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