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三俗”：后乌托邦时代的文化救赎

大众文化之间形成“上下互动”的良性循环关系。对于目前的“三俗”，对于大众文化的“归位”，具体就是指郭德纲的“剧场相声”回归到剧场，赵本山的“乡土二人转”回归到乡土，给它们限定自身的文化场域而不得轻易逾越。实际上，在被给定的文化空间之内，这些民间文化自有其自身的“合法性”。如今“反三俗”其背后的“越界”的动因就在于：这些草根文化翻转上来直接介入到大众传媒的主流当中，似乎成为了当代文化的某种主导性的形态，并且对更多的受众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反过来，全国受众的喜欢拥护程度恰恰又抬举了这种文化的主流地位，央视春晚的“小品风”也恰恰是被收视率所牵引而胁迫所致。所以，当这些草根文化的某些（本属于私域的）过激行为公开在（隶属在公共领域的）大众媒体之时．就必然出现了这样抑或那样的社会问题，从而形成了主流、精英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
　　
　　众所周知，文化体制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和不断协调之后加以推进的。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体制改革可以被视为是从经济向政治体制改革的某种“过渡形态”。这意味着，“文化力”可以被当作经由经济改革再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的软实力。就像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论及的本土文化进化的“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后“便是从文化的根本上感觉不足”一样，：s3文化改革可以被视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推动力、润滑剂和调节器。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本应“全方位”协调发展，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应然”的构想而已。但是，文化的变革不能仅仅依靠文化自身，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同运作，文化问题的凸现，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社会本身的困境与窘迫。
　　
　　然而，目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从“文化产业”的朝野互动再到“文化公共服务”的官方倡导，大多聚焦在“体制建设”方面，而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心理化的特质，还有“文化心理结构”建构等更为重要的难题。文化体制的建设毕竟是外在的，而文化心理的建构则是内在的，二者需要相互匹配与彼此推动。遗憾的是，体制改革改编的只是文化人的“现实身份”，仅将文化部门推进到了同市场的直接接轨，但却难以改造大众的“人心”，难以改造国人的“文化心理机制”与“文化性格结构”。文化改革的重心似乎不能只落脚在体制的“实处”，还应落实在文化心理建构的“虚处”，这虚实相生恰恰是内外互补的，体制与心理如能“一体两面”成长，方为健康状态。
　　
　　实际上，文化体制改革将多数的文化部门推入商业洪流，但并没有触及形成垄断的利益部门。当我们对来自前苏联建制的文化部门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时候，常常忽略的是对“文化软实力”的真正建构。比如目前出版部门的“一刀切”式的改革，就使得图书界开始完全受到市场的单向牵引，那么人文精神与文化品位究竟该如何加以守候呢？影视媒体尽管表面繁荣，每年近500部电影与l万多集电视剧的产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票房”与“收视率”的经济杠杆却使得文化创造出现了被市场所牵引的雷同。当受众在电影院选择影片、在客厅转换遥控器的时候，真正令人耳目一新的影视作品究竟有多少呢？文化的建构最终要依托于人，而且是“文化人”，当这些文化人走出了计划经济的“大锅饭”的企事业单位，如果全然被成为仅仅为“无形的手”所操控的市场化的“单向度的人”，那么，当前出现的一系列“三俗”现象只会愈演愈烈。
　　
　

《“反三俗”：后乌托邦时代的文化救赎(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