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成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
在这个问题上，矛盾斗争实际上一直不断：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新闻学译丛》就已开始翻译、介绍传播学原理与知识。可惜不久的反右斗争，使这种翻译、介绍中断。
70年代初，复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外国新闻研究资料》又翻译、介绍传播学。随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教授与美国著名传播学学者宣伟伯相继到复旦新闻系作传播学讲座。传播学开始在我国流传。然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种认为西方传播学是“精神污染”、“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潮泛滥，对传播学的研究又进入低谷。以《新闻大学》杂志（季刊）发表传播学论文的数据为例，从1981年创刊至1987年间，14期共发有关论文16篇；而1988至1992年间，20期只发有关论文4篇；1993年至2000年间，32期共发有关论文64篇。显示了中间的低谷现象。

   
试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第2页) 　
直到1997年，传播学与新闻学一起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学科以后，上述这种思潮才开始消退，但还继续存在。
三.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与作用
那么传播学作为一门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中国以后，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起了什么影响与作用呢？
笔者认为有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
首先是信息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承认新闻事业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报道只有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宣传政策、舆论监督，沟通情况、传授知识、文化娱乐等多种作用。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广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次是受众观念与传播效果理念。新闻要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新闻只有为受众接受，才能发挥其社会功能。受众不需要的新闻，没有存在的价值，实际上不是新闻。办报办台，最要紧的是了解自己的受众——读者、听众、观众。新闻要努力加强与群众的贴近性、可读性、趣味性。这些先进理念推动了报纸改版与电台电视台栏目改革。
论文试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第2页)来自

还有一些先进的传播模式、包括信息反馈机制的引进，都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改革产生了开拓性的推动力。
这些观念、理念、模式、方法不仅没有与我们传统的办报办台理论与原则发生冲突，而且相融、相补充，其中一些受众调查与传播效果研究的方法还成为我们改进新闻工作的有效手段。
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
传播学中的社会控制理论和“把关人”学说、媒介研究、社会功能理论、传播符号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受众研究等，都拓宽了新闻学研究的思路与课题。传播学反过来成为新闻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
传播学已成为21世纪的朝阳学科与基础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广泛，涵盖新闻、信息、宣传、广告、公关、文化、娱乐等各种传播现象，并与经济、政治、文化、宣传、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交叉；研究方法多样，综合采用了思辨、实证、定量、定性等各种有效方法；研究意义重大，适应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网络时代、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因此，普及传播学理论与知识，已是全球信息化与21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必需。本文结尾不妨讲一个故事，活跃一下大家的思路：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据媒介报道：⑤某大学教授为推广魔芋种植，帮农民脱贫，数年如一日，苦行僧似地欲独自走遍各省偏僻村寨，挨家挨户宣传魔芋。他智商不低，但情商不高。地方干部宴请他，他居然摸出15元放在宴席上，东道主若不收这钱，他就不吃……他常年离别妻女，离别大学讲坛，带走多年的工资积蓄，常年流浪在穷乡僻壤。风霜雨雪磨砺着他那早已皮包骨头的凄惨病容。不戴眼镜，他像要饭的盲流；戴上眼镜，他像混饭的骗子。任凭他出示盖上公章的介绍信，很多村民还是拒绝接待他。何况教授不在大学好好教书，拄着打狗棒，到处探头探脑，令人起疑。他退路遇匪劫，命在钱财失，只好沿途乞讨。最后腿被蛇咬，教授差点死在破庙中。
这个教授似苦行僧，是书呆子，活得太苦太累，根本缺陷是不懂信息传播的道理。如果他懂得大

《试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