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国民意识
开放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国民意识
口胡逢祥
内容摘要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渠道的日益畅达，其对人们思想和日常行为的影响也日趋扩大在各种思想学说纷至沓来的新形势下，我国的国民意识出现了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学术界应如何顺势而为，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综合创新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加以探索。
关键词 开放时代 中外文化交流 国民意识
作者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1)开放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有力地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吸毒、赌博、卖淫等污泥浊水，并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性扫育、文化普及和各种思想革命运动，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观念，宣传“一切为公”的共产主义道德观等，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把移风易俗、改造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国民意识的培育推广至各个层面，使整个社会精神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新貌。
不过也应看到，在1970年代末之前，由于国际社会两大阵营及其意识形态的尖锐对峙和冷战不断，严重阻遏了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加之国内思想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饱受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潮的干扰，其文化政策也存在着一些明显偏差。特别是“文革”中，随着思想领域对封．资、修批判的全面升级，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然拒斥西方文化，更一度成为“最革命”和最时髦的社会潮流。当然，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在“表象一律”的同时，人们其实还可以感受到另一种“反向”的社会心理现象。
如在大破“四旧”、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同时，许多人对极端个人崇拜、权大于法、随意侵犯人权等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却熟视无睹；而在高调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和拒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现实社会对与“洋”有关的多种事物仍保持着普遍的好感：进口洋货被认为是质量最好的，留洋生是最优秀的，具有海外关系的家庭是最富有的，连出口或出口转内销的商品也是最受追捧的。这些吊诡的社会文化现象，反映出因中西文化交流长期隔绝而导致的某些思想混乱，(文史论文)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被扭曲的国民意识的写照。
“文革”结束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不断推动下，中西文化交流再次打开闸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规模和交流方式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拓展态势。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留学规模的急遽扩大。据有关统计，我国在1950—1965年间，向外派遣的留学生总计不过10000多人，且其中绝大部分为留学苏联及东欧者。“文革”十年中，留学人员更是降至不足4000人（其中大多为外语业）。1979年以后，公派出国人员开始逐年大幅递增，至2008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足迹遍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赴美、日、英、法、德等发达国家者尤多。这些留学人员中，除30多万学成归国外，即使是居留国外的人员，也有不少通过回国讲学、学术交流、联合研究、引进项目和资金、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等多种方式，和国内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而为中外文化交流架起了迅捷的桥梁。
二是海外书刊进口的激增。1978年以前，我国每年引进书刊资料仅7万余种，1500余万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图书进口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势头。据《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显示，仅1998—2007年十年间，进口图书就从357551种次增至771582种次。同时进口图书的品种结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2000年以后，哲学、社会科学类与文化、教育类的增长比重多次超过文学、艺术类。此外，国外期刊与报纸的进口也已达到相当规模，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在该年进口期刊种类达4万余种，报纸达1千余种。大量国外书刊的进口和翻译出版，为人们更加完整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各个侧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三是文化交流渠道的多样化拓展。国外来华文化展览和演出等交流日益活跃；各类国际学术交流会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轮番召开：而国内经济发展和政策的开放，使出境游的人数逐年大增。文化交流或出境游虽多属短期项目，但也为中国人近距离感触西方文化提供了诸多机会。此外，互联网的普及尤值得注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互联网已成为普通人了解世界的最迅捷渠道。
除上述直接渠道外，日益扩大的对外经济联系亦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另一重要通道。大量外企落户中国各地，包括西藏等西部偏远区域，其所带来的现代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价值观，也必然会对国人的思想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已在逐步改变20世纪前半叶那种由西向东单向输出的格局，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交流。此外，这种文化交流的影响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多局限在沿海城市地带，而是对内地以及乡村也形成了很强的辐射力。这种效果的凸现，除得益于现代交通和信息传播的便捷，以及受到全国各地经济开发的带动外，近30年来国内出现的巨大民工流动潮，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开发出现了从沿海“特区”和大城市到一般城市及乡镇，从东部向西部广大内陆逐步开放和滚动推进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人口迁移与流动异常活跃。先开发地区急需大量劳动力的形势，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开始入城打工、经商和从事服务业，从而揭开了我国人口流动与乡村城镇化的新阶段。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农民工的流动存在着很大的自发性，其中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客观上，在城市工作的经历，不仅改变着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婚姻和生育行为，也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受到某种“现代性”，包括一些外来观念的冲击。而他们的这些感受和在城市获得的经验与技术，必然会通过城乡之间和东西之间频繁的人员流动传递到故乡，对当地的经济或乡村城镇化产生相应的作用。由于这一社会群体人数众多，且分布区域极为广泛，故对整个国民意识的影响力决不可低估。
国民意识的“现代性”动向
《开放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国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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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胡逢祥
内容摘要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渠道的日益畅达，其对人们思想和日常行为的影响也日趋扩大在各种思想学说纷至沓来的新形势下，我国的国民意识出现了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学术界应如何顺势而为，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综合创新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加以探索。
关键词 开放时代 中外文化交流 国民意识
作者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1)开放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有力地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吸毒、赌博、卖淫等污泥浊水，并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性扫育、文化普及和各种思想革命运动，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观念，宣传“一切为公”的共产主义道德观等，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把移风易俗、改造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国民意识的培育推广至各个层面，使整个社会精神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新貌。
不过也应看到，在1970年代末之前，由于国际社会两大阵营及其意识形态的尖锐对峙和冷战不断，严重阻遏了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加之国内思想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饱受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潮的干扰，其文化政策也存在着一些明显偏差。特别是“文革”中，随着思想领域对封．资、修批判的全面升级，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然拒斥西方文化，更一度成为“最革命”和最时髦的社会潮流。当然，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在“表象一律”的同时，人们其实还可以感受到另一种“反向”的社会心理现象。
如在大破“四旧”、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同时，许多人对极端个人崇拜、权大于法、随意侵犯人权等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却熟视无睹；而在高调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和拒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现实社会对与“洋”有关的多种事物仍保持着普遍的好感：进口洋货被认为是质量最好的，留洋生是最优秀的，具有海外关系的家庭是最富有的，连出口或出口转内销的商品也是最受追捧的。这些吊诡的社会文化现象，反映出因中西文化交流长期隔绝而导致的某些思想混乱，(文史论文)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被扭曲的国民意识的写照。
“文革”结束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不断推动下，中西文化交流再次打开闸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规模和交流方式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拓展态势。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留学规模的急遽扩大。据有关统计，我国在1950—1965年间，向外派遣的留学生总计不过10000多人，且其中绝大部分为留学苏联及东欧者。“文革”十年中，留学人员更是降至不足4000人（其中大多为外语业）。1979年以后，公派出国人员开始逐年大幅递增，至2008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足迹遍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赴美、日、英、法、德等发达国家者尤多。这些留学人员中，除30多万学成归国外，即使是居留国外的人员，也有不少通过回国讲学、学术交流、联合研究、引进项目和资金、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等多种方式，和国内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而为中外文化交流架起了迅捷的桥梁。
二是海外书刊进口的激增。1978年以前，我国每年引进书刊资料仅7万余种，1500余万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图书进口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势头。据《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显示，仅1998—2007年十年间，进口图书就从357551种次增至771582种次。同时进口图书的品种结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2000年以后，哲学、社会科学类与文化、教育类的增长比重多次超过文学、艺术类。此外，国外期刊与报纸的进口也已达到相当规模，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在该年进口期刊种类达4万余种，报纸达1千余种。大量国外书刊的进口和翻译出版，为人们更加完整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各个侧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三是文化交流渠道的多样化拓展。国外来华文化展览和演出等交流日益活跃；各类国际学术交流会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轮番召开：而国内经济发展和政策的开放，使出境游的人数逐年大增。文化交流或出境游虽多属短期项目，但也为中国人近距离感触西方文化提供了诸多机会。此外，互联网的普及尤值得注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互联网已成为普通人了解世界的最迅捷渠道。
除上述直接渠道外，日益扩大的对外经济联系亦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另一重要通道。大量外企落户中国各地，包括西藏等西部偏远区域，其所带来的现代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价值观，也必然会对国人的思想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已在逐步改变20世纪前半叶那种由西向东单向输出的格局，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交流。此外，这种文化交流的影响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多局限在沿海城市地带，而是对内地以及乡村也形成了很强的辐射力。这种效果的凸现，除得益于现代交通和信息传播的便捷，以及受到全国各地经济开发的带动外，近30年来国内出现的巨大民工流动潮，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开发出现了从沿海“特区”和大城市到一般城市及乡镇，从东部向西部广大内陆逐步开放和滚动推进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人口迁移与流动异常活跃。先开发地区急需大量劳动力的形势，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开始入城打工、经商和从事服务业，从而揭开了我国人口流动与乡村城镇化的新阶段。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农民工的流动存在着很大的自发性，其中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客观上，在城市工作的经历，不仅改变着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婚姻和生育行为，也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受到某种“现代性”，包括一些外来观念的冲击。而他们的这些感受和在城市获得的经验与技术，必然会通过城乡之间和东西之间频繁的人员流动传递到故乡，对当地的经济或乡村城镇化产生相应的作用。由于这一社会群体人数众多，且分布区域极为广泛，故对整个国民意识的影响力决不可低估。
国民意识的“现代性”动向
《开放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国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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