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相对主义的复生及其评析

价值标准，一切判断标准都是相对的。
文化相对主义是理解人类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它不仅为研究人类文化的历史和未来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在对西方文化独断论的批评以及守望弱势国家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如普洛格等人指出的那样，文化相对主义“意味着我们能够用一个开放的头脑和对人类差异的正确评价去探讨其他文化。这种探讨促进了科学的客观现实性。同时，它鼓励了其他人的移情作用——能够观察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他们看自己。客观现实和移情作用，文化相对论两个产物，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是不可少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理解另一社会的习俗。事实上，当不同文化的人们开始逐渐与另外人们有往来时，如果人类学要有‘信息’提供给世界，就很需要文化相对论。”
二、文化相对主义复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理论限度
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缘由。
第一，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绝对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随着后来的发展暴露出许多问题，愈来愈遭到人们的怀疑并陷入到巨大的理论困境之中。主要表现为：其一，自然主义的线性决定论方法被机械、简单地移植到研究和分析人类文化现象，抹杀、混淆了自然物理世界与人类文化世界的本质差异性，不足以揭示和说明社会生活的本质性结构，这就促使人们放弃原有的思维工具，寻求更加科学合理的社会理论范式。其二，绝对理性的运用在实践中带来了许多“反主体性效应”，促使了人们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众所周知，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成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最终尺度，在这个意义上，理性原则实质上充当了普遍性法则的角色。启蒙思想家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即不论在何时、何地，作为人类本身都存在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在这些共同性面前，基于历史或自然环境所形成的差异也就无足轻重了。但是自一战结束之后，随着西方势力的跌落，以及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加剧，耳闻目睹了残酷的战争破坏给世界各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全面反思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从而对那种所谓“普遍性”的西方化过程表示了怀疑与困惑。针对理性主义的内在矛盾，西方技术批判理论认为，对付文化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消除传统理性哲学所设计的虚幻的物质世界模型，以价值理性作为重要的因素重建科学理性，将生活世界作为人的价值存在的基础。他们意识到，不应采用社会文化进化观所提倡的生产力和技术发展作为衡量文化的评价标准；每个文明各自有其生长的现实土壤，不应该透过自己的眼界来理解异民族的文化。
第二，自然科学方面，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相对论科学范式，突破了传统的科学阐述体系，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作为一种现代性的“酸”，相对论从根本上溶解了牛顿以来经典物理学所建立的客观的、普遍必然的物理世界，同时也对建立于近代自然科学观念之上的文化普遍主义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20世纪初期，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理论学科的出现，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翔实的材料，为人们在一个共时态视野中认识人类文化总体，提供了人文科学方面的根据与可能。
回到现实中来，在当代，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复生其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西方“强悍的普遍主义”借助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张，作为一种自然的本能性反应，出于反抗现有的文化传统和认同遭到“一边倒”的被摧毁、被抹平之迫切需要，那些长期以来被压制、被忽视，处于“边缘”的文化为了捍卫和保存身份认同和传统的继承，而大力强调与伸张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自觉地进行本民族文化的守护和重建实践。
众所周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许多民族国家，无论是其政治主权，还是其文化价值体系都正在面临着大国强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市场逻辑与“文化同化”成为全世界社会实践和政治企图的基础性语言。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西方国家把持的欧盟、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北约、跨国集团等一方面动辄以经济封锁、经济制裁相要挟，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另一方面，将其政治和思想文化观念强行灌输给其他国家。其结果实际上已经大大地限制并改写了传统民族国家的主权统治方式，并有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内部的改革产生巨大的社会错位，侵蚀原有的民族国家的认同，进而引起强烈的思想文化反应。而广大受压迫国家对抗这种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策略，就是从文化上重新唤起本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极力在同外来文化的竞争中保存其文化的多样性与传承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就有了产生的现实条件和土壤。例如，近年来，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伤害的亚洲、非洲、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国家，纷纷提出了回归传统文化的口号，希望从古老（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寻求慰藉与出路。不难理解，时下我国思想界兴起的“国学热”实质上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出现的文化现象。尽管对此文化现象我们不好简单地给其贴上“文化相对主义”的标签，其结果如何目前还难以预料，但它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成分，以及面对中华文化的危机所做的自我诉求与自我突围的努力，还有对大一统的西方文化的怀疑与拒斥态度的积极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当前文化相对主义的复生呢？笔者认为，毋庸置疑，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之间实力相差悬殊、文化生态严重失调的国际条件之下，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对于拒斥粗暴的“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殖民”具有相当有效的作用，它也是文化处于被动的一方一种十分自然的本能性选择。但是，凡事都有个限度，我们也要预防事情向不利方面发展的可能性。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必须看到，如果一味地否定文化的任何意义上的普遍性，将文化相对主义无条件地绝对化，我们势必就会丢掉最起码的文化判断力与批判精神，忽视、容许甚至纵容各种落后和卑劣的文化现象，人们就势必丧失关于“对”与“错”的是非曲直的基本甄别标准，导致文化知识上的怀疑论、不可知论或者文化价值观念上的“虚无主义”。例如，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描述了温哥华岛上当地土著居民有食人的风俗，美拉尼西亚民族中多布人视背信弃义、冷酷仇恨为美德的道德风俗，这些现象放在其各自文化系统中都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但在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坐标里，这些风俗显然不是值得仿效的文化模式。
第二，提倡文化的民族性或民族精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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