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

bjectivity)，宣传(Propaganda)，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舆论监督(Watch Dog)等都是些表面相似但实际差别较大的概念，需要进一步梳理。
两种误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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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和“一百个观众心中有一百个哈姆莱特”或人们彼此的不同看法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里谈的误读往往是建立在对事实不当的感受、对认知对象材料不充分占有或不科学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比如“盲人摸象”，就以局部代替了整体，结论注定是错误的。
在很多情况下，误读是由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曲解造成的。乐黛云认为，“……人们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别人。……人在理解他文化时，首先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来对之加以选择、切割、然后是解读。这就产生了难以避免的文化之间的误读。”③
在大众传播中，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统经常会引起论争。西方不能理解教化在中国传播中的主宰地位，而中国也难以理解为什么西方报道总是不停地揭露阴暗面，相互攻讦的情况时有发生。前两年的“妖魔化”之论争为文化误读生动地做了注脚。④
误读往往呈现出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下意识的误读，主要因双方文化上的差别造成的，它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粗疏的，常常是当事人以己方的价值观去衡量他方的行为；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得出否定或肯定对方的结论。
2000年岁末，巴黎上演了一出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为题的话剧，遭到了海外华人的强烈抗议，认为题目侮辱了华人。原作者佛·齐博不得不道歉并连连喊冤，他使用这个名称是出于幽默而并无恶意。他说：“我了解中国人的这段历史，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但是，这不是中国人的耻辱，而是法国、英国、德国的耻辱，是它们侵略了中国。我丝毫没有羞辱中国的意思，如果说羞辱，我羞辱的是法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句话涵盖了一段历史，是一个历史现象。我用这句话做标题，完全是出于一种亲中国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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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小说的中文翻译沈志明说，“这句短语对齐博的刺激是很大的，这种用人狗对比、通过语言所表达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使他深受震撼。他要找一些词语，一个突破点来发泄，用反面词汇来表达情感或许是一种方式。说他是文字游戏也好，说是反其道用之也好，总之，他把自己的愤懑、自己的不满都发泄了”。
但是作者和译者的解释并不能使华人谅解，在强烈的抗议下，最后作者还是作了让步。其小说中文版题目改为：《去他的戒律》。?⑤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读的案例。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18、19世纪的“三寸金莲”，“妻妾成群”“封建、落后、愚昧”等概念上。他们往往以这样的印象来解读当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较少关注，而《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红高粱》等影片却会引起他们较高程度的共鸣。以当年的印象来解析现代中国，个中当然也有误读的成分。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阿兰·雷认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形成了思维方式的不同，由此产生了阅读的困难。因为信息生产者的社会语言编码和读者、听者的编码系统不同，所以出现了译码的困难。他说：“就是一位现代的中国读者对孔学原著的阅读，或是现代的一位英国人、一位美国人和一位澳大利亚人对莎剧的观看都会提出无数的问题，出现了许多信息的缺失和大量的曲解。”⑥
粗疏也可以造成误读，比如一位一流的西方史学家就曾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误译为：“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⑦
1926年，美国报刊研究者威尔评论说：“在整个中国，只有不到三人能写出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粗陋不堪成为主要特征。”⑧当受到别人质疑时，威尔坦白地说，我的研究是粗疏的。
我们已经提到过，文化差别造成的误读是下意识的，它零碎而无系统，粗疏而不稳定，然而，一旦当事人通过交流、对话，与对象沟通，较全面地掌握了对象的信息，改进误读是不困难的。
比如，西方式的男女接吻曾经让中国人肉麻甚至认为带有黄色的意味，但随着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熟悉，这一方式被认为是健康的并被中国当代社会欣然接受。再如，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经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什么科学，这种误读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偏见基础之上的，后经他的中国学生鲁桂珍长时间地影响和介绍，李约瑟将毕生精力投入了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最后竟写出了《中国古代科技史》。
第二种情况是有意识的误读，它与下意识的误读迥异。有意识的误读有系统，有理性，有一种较深的文化沉淀。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连，(或是出于某种实际需要)，往往囿于成见。此种误读一般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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