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角色定位与话语权

相契合，这是媒体在实践“公共新闻”过程中应当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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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性与新闻性的平衡中，新闻价值选择亦是应当重视的。公共领域十分广阔，从广义上来说任何新闻报道的都是公共领域内的事务，而公共性不能成为“公共新闻”的唯一准入门槛。“公共新闻” 必须首先考虑新闻价值问题，应当优先选择那些新近发生的，关系大多数公众利益的，亟待解决的公共事务进行报道，应当充分考虑该公共事务解决的迫切性与可能性。如果不顾轻重缓急，讨论并无时效性的公共事务，很可能使公众忽视对当下问题的关注，使当下矛盾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有效的解决，新闻就起不到环境监测的作用；而如果“公共新闻”选取了一个短时期内无法解决，甚至长时期内也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行报道，极容易引起舆论的失控，最终造成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不稳定，那“公共新闻”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也不过成了一句空话。
此外，不能为了实现公共性而将目光仅放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公共事务上，而无视新闻的接近性，“公共新闻”的接近性原则必须被充分考虑。不只是中央台这样的覆盖全国的媒体，地方媒体也可以因地制宜，在本地公共领域中发掘“公共新闻”，地理和心理上的接近性容易引起公众的参与欲望，使沟通与互动成为可能；而且当地公众也因为接近性而对公共事务有更高的认知程度，讨论问题有的放矢，更能形成有效的沟通，对公共问题的解决也就变得更有实际意义。此外，对接近性原则的重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公共新闻”走向模式化，从中央到地方，千人一面的讨论同一类问题，而这些问题或许并不是该地区公共领域内急需解决的， “公共新闻”如果不追求公共问题的解决就不能最终实现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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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新闻”在角色定位上公共性与新闻性的兼顾，我们可以对比“民生新闻”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对其进行更深刻的认识。“民生新闻”追求平民性与新闻性的结合，然而在其实践中最终走向了新闻性的缺失。“民生新闻”的市井化、庸俗化、娱乐化、同质化的倾向大行其道，而原本追求的平民化最终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民生新闻”最初追求以贴近民生，为此改变传统新闻制作和播报方式，比如主持人的调侃，挖掘新闻中的故事化和娱乐化元素，增加音乐特技等非新闻手段的运用等等，应该承认这对于传统新闻放下架子走近百姓是有一定作用的，而过多过滥的运用和对新闻性的漠视使其畸形膨胀发展，尤其《南京零距离》、《1860新闻眼》、湖南卫视《晚间新闻》等最初几家民生新闻栏目成功之后，国内逐渐掀起一股同质化风潮，各类民生新闻栏目纷纷上马。这些栏目更多是模仿直观的新闻制作手段和形式，而且不少新闻产品竟然出现了新闻要素不全，新闻报道主观化、庸俗猎奇等严重伤害新闻性的倾向，真正的平民性反而被掩盖了。平民性与新闻性相结合的角色定位没有被坚守使得“民生新闻”“在发展中偏离了轨道；“公共新闻”要健康长久的发展，绝不能重蹈“民生新闻”的覆辙，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公共性与新闻性相结合的角色定位。
话语权中的三权分立
“公共新闻”重构了作为公共成员的政府、媒体、公众的相互关系。在公共领域中，媒体搭建了一个平台，政府、媒体、公众得以相互沟通、理解、合作、制衡，以期公共事务能够得充分的讨论和恰当的解决，构建和谐的公共空间。在此过程中，公共空间里的三个角色：政府、媒体、公众形成了话语权的三权分立。
传统的党政新闻中，媒体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公众被定位于被动接受新闻信息的受众。而在中国，做为媒体所有者的政府也通过媒体间接获得了话语权。媒体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利益和话语一致的状态。媒体致力于告诉受众发生了何事，在新闻报道中大多采取媒体视角，媒体话语。当时媒体说教风盛行，公众在新闻领域中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尽管传统新闻后来也逐渐意识到受众也有发言的欲望，出现某些反馈系统，但受众在新闻产品制作过程中终究缺少足够的发言权，受众与媒体在话语权上处于极其不平衡的位置。
在民生新闻潮中，由于媒体对百姓生活的关注，使一部分人乐观的认为群众话语权得到了回归，但实际上群众话语权在民生新闻的范围中极其有限。它只出现在家长里短的市井生活中，很少涉及公共事务；而且很多时候还被媒体代为行使，只表现为一种媒体想当然的群众话语，而非群众的心声。更严峻的是，这种乐观会让民众自以为真的有了说话的权利，沉迷于媒体设定的充满生活琐事、离奇有趣、充满刺激与娱乐的“拟态环境”中不能自拔，而淡漠了对公共领域内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关注，丧失了对于真正民主权利的追求。那些“民生新闻”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民众获得了话语权，而实际上这一席之地的获得更多的是媒体为追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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