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化研究的两个十年：—一个总体评估和元分析?

是非常相似的——事实上，后者甚至还稍稍高一些（r＝.095）。这样，数据和方法都有效地说明，对于单个和多项控制的宽泛变化而言，涵化是有弹性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当元分析有所进展时，对类似beta和partial这样的系数的解释成为可能（Hunter和Schmidt, 1990,第502页）。?
涵化模式的控制是有弹性的，这一主张是如此大胆以致引来关于其虚假性的各种批评，同时也令格伯纳及其同僚无数次地致力于解说那些跨群体的涵化感受中的明显变异。但是亨特和施密特(1990)主张，没有运用元分析而试图解释观测到的结果中的变化（跨越各研究或跨越各群体的），这样做是去招致大量Ⅱ型误差，并且是投机行为。?
这是怎样通过对小群体变化的尊重完成的？让我们重访都伯和麦克当纳德（1979）的数据作为一个例子。检索表1?1中都伯和麦克当纳德发现，在4个不同地区的收视与恐惧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不同关联，其不同关联受当地犯罪水平的制约。他们发现四地的平均关联值是?09(一个与现在的测量结果十分相似的系数)，并且推断关联值过小而无关紧要。格伯纳及其同僚却从中看见了关联之间的区别（有意义的区别），从而主张去发现“共鸣”，并由此强化了高犯罪地区的关联。?
都伯和麦克当纳德的失误在于他们的假设上，他们认为平均4个关联将总起来控制街区——那就是说，平均值是可以用来与局部相比较的。当那4个关联被拿来做元分析时，我们发现80%以上的变化可以纯粹由样本误差来解释！那就意味着那4个关联是高度相似的——虽然他们用肉眼看上去非常不同——全部来自一个平均值为?091的效果的同质分布。然而，假如他们的不同仅仅源于样本误差，那么格伯纳及其同僚关于共鸣的解释也可能是一种误导、一种投机的结果。这必定为目前遗留一个开放的问题。而在一个保守的测试中，格伯纳及其同僚确实发现关联呈有意义的区别，这个事实使得上述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这一分析也不附和主流化的论点。主流化模式产生的结果极端普通，这仅仅反映偶然情况似乎不大可能。事实上我们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受访者中发现了一个偏高（并且更加同质化）的效果值，这与主流化的思想是相当一致的，重度收视者中受教育多的比那些受教育少的人更经常地在思想观点上“趋同”。未来的研究者们应努力促进已创制数据的元分析，以获取主流化思想的印证。
还有大量其他的重要问题我们在此无法处理。例如，个体对于社会暴力状况的量的总体感知与对他们自身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危险的感知，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区别的。（Gerbner及其同僚，1981a;Hawkins和Pingree,1982;Spark和Ogles,1990;Tyler和Cook,1984;Wakshlag及其同僚，1983）。为元分析方便起见，我们将有关暴力、恐惧、“丑恶世界”等观点均归于“暴力”名下，随着相关研究资料的更多积累，搞清楚这种区别是否作为涵化的调节因素起作用将变得较为容易。

   
　
我们也不区分“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测量，因为那更多地与探讨涵化潜在的认识过程有关。当前，一些最有用的工作正在进展，以提供关于涵化怎样在认识层面“工作”的强有力线索（例如,Shrum和O＇Guinn,1993）。这一领域未来的工作也可能导致对于主流化和其他变化发生过程的更深刻认识。?
这里提交的结果仅仅开始勾勒涵化分析的整体的表面以及它所提出的问题。但是，回顾涵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我们元分析的结果，我们将强调“前进”的必要性。我们解释我们的数据，将其作为一种结语，一种对过去20年中方法逻辑争论的一个总结，同时也作为一本新书的开篇。当然，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数据显示，涵化理论已经非常充分地表述了其成果的性质、重要性以及弹性。?
对于涵化研究者来说，关键问题不一定是人们的看法发生了什么变化，关注的中心也不应该远离文化或制度框架（政治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后者支撑着信息系统的特殊类型的连续控制。这样，涵化研究应重申它的批评的根源。同样地，虽然我们不要求涵化研究者背离他们对定量研究方法的依赖，但是我们相信，对涵化中的某些不同“过程”的检验时机已经成熟。譬如，或许在叙事理论与涵化之间可以制造丰富的连接点。最新发表的传播研究正在越来越多地阐述叙事的重要性，认为涵化本身隐含着一个教养、文化文明的叙事性解释。似乎有理由认为，涵化检验可以开始建立理论并且测试涵化结果与叙事形式之间的关联。?
这意味着在修辞学和批评的文化研究上的整体的新的可能关联；如果这些多种的路径被看作补充的而非一个总数为零的争论范围之外的游戏，那么许多重要的新的综合性就可能得到提升。以往涵化研究的精神总是主张一种综合

《涵化研究的两个十年：—一个总体评估和元分析?(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