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简论

就云南省看，在方志和其他著作里，有自古以来当地的观察自然现象的记录。例如，日食、慧星、飓风、地震、旱涝和气候变迁等。我与陈一得曾辑录过这类资料，不但获得地区的自然记录历史事实，也借此学习到古人认识世界的思想与方法。又如农家谚语，符合客观实际，也是因地而异。陈一得编《云南气象谚语集》，秦光玉编《滇谚》都汇集了农民的宝贵经验。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图书馆配合有关单位采辑地震及气候资料，提供科研部门探索自然规律，大有潜力可挖。数理化的文献，如清代宋演著《勾股一贯述》，李彪著《筹算法》均已收入《云南丛书》。近代数学家熊庆来著《高等算学分析》和袁丕济的数学著作，是国际知名的。浦汉英的《数学论稿》也是毕生精力的结晶。明代葛中选著《泰律》，赵讽给予好的评价[4]，不但有乐律上的见解，也涉及物理方面的声学。云南古代人民对酿造、炼丹和化学制品等的卓越贡献有史料可查，生物方面更多。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和云南民间许多草药书，是记述药用植物的素材；清代吴其浚著《植物名实图考》，有在云南采到的一部分标本，也有云南文献中记载的植物资料。此书很早传到日本，屡次整理传播。云南植物王国，也是“文献有征”的。植物分类学上许多植物种名、属名曾采用云南土名。关于中医和地方病的著作，是写地方医药史的第一手材料。从地方文献取材为写地方科学技术史备料，也是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篇页。

当前，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发展旅游事业，介绍风景名胜古迹，也须取材于地方文献。

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文献，云南也很丰富，可从多方面选取资料。例如，要写文学理论史、音乐史、美术史、歌舞史、滇戏、白族大本曲、花灯史以及民族、民间文学史等，不根据地方文献是不能凭空杜撰的。

方言与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都是重要课题，例如，赵式铭撰《白文考》，李霖灿撰《么梦象形文字典》，方国瑜、和志武撰《纳西象形文字谱》，姜亮夫撰《昭通方言疏证》等书，都提供了这方面的文献，成为我国语言文字学的新课题。

文献工作者应就上述各类地方文献作“考镜学术，辨章源流”的探讨，以充实地方文献学的“通论”。文献学涉及每一门科学，各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就文献观其汇通；再分别省、市、自治区写更详尽的“各论”。

以下谈方法论。

地方文献学方法论应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金石书画学，以及有关技术和绘画、统计、索引等脱胎而出。

我国目录学自西汉刘向校书、刘散创“七略”分别部居，发凡起例；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和专科、专门目录，风起云涌，还有公私收藏及提要目录等成为治学的门径。

书的目录给人以更明亮的眼睛。中国目录学的贡献，首先在于掌握“类例”。宋代郑樵撰《通志·校雠略》提出“编次必谨类例论”，他认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郑樵这段话启示我们要抓住“类例”这个关键，不但以之处理文物、图书、资料，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便利管理使用，也是发展学术的有力武器。所谓“书守其类”，就是要掌握学术分类到图书分类这个为大家所公认的客观规律，而不以每个工作者的主观意图为转移。所谓“谨类例”并非一成不变，正是精益求精，使“专门之书”形成“专门之学”，沿此道路发展，适应客观需要，再产生新的“专门之书”与“专门之学”。写任何一科的学术史，都须先绘蓝图，即编写这一学科的专题目录，使胸有全局再深入研究，才符合严格认真的科学精神。吸取历代目录学家所探索到的治学方法与规律，用以研究地方文献，这是老一辈地方文献工作者的有益经验。

版本学原属目录学的一部分。顾廷龙认为“应成为一门专门之学。……不要把版本之学看得很狭，好像仅仅限于讲究宋版、元版一些旧的版刻鉴定，应包括雕版以前的简策缣素以及写本和古今中外的图书。”[5]这意见很中肯。地方文献学也应研究“地方版本”。顾廷龙的《唐宋蜀刻本简述》为示范之作。我们结合编辑善本书总目工作，也就“滇刻本”、“黔刻本”以及其他地区的版本，就便采集原始材料，考查各地区雕版的创始年代与刻书中心、地区分布及官刻、私刻、坊刻、民间刻本的具体事例，俟积有成稿，写入“版本史”中，这也是采取地方文献的门径。

校勘学又名校雠学，《汉书艺文志》、宋代郑樵《通志校雠略》、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等记述了校勘学的资料。我认为以往校勘附属于目录学，今天，在地方文献学里应独立作专节。校勘学应指校订图书之文字异同、正误，以及断句、标点、分段和音注、语译等，还有从别的书里辑录已佚失的古书引文俾还原书面目的辑佚方法等。北京中医学院任应秋提出《中医文献急待整理》的呼吁。要求“本身是中医而又具有训估学知识的人”担负这一任务。这就属于校勘学的范围。对地方文献的校勘也应作专节研究。

我国谱录之学，是一部一个专题，如家谱、族谱等多以“地望”作标识，有地区性的特点；又如人的“年谱”，按地区编录，也丰富文献的内容。

金石与书画也具有地方色彩，研究地方文献，应熟悉本地区的重要金石文字与名书画家的历史和作品风格。

表与图及排字、索引方法等，有各地通用的，也有从地方版本发掘到的特殊体裁可供外地参考的。如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清初建水人万龙山编绘的《公车图》稿本和《大地新游》里介绍昆明民间刻本《云程万里》两书，图文相参，诗画相配，形象与写意间错，引人人胜，通俗易懂，富于地方风味，即其一例。

三

要使地方文献学成为名副其实的边缘科学，必须吸取现代科技情报学的知识技术，融会贯通。

“文献、史料、情报”是否一回事？应怎样区别？

方国瑜以“史料”为大类，下分文字（语言）之学、器物（金石）之学、年代（谱录）之学与图书（文献）之学。

编辑科技情报者，以“情报”为总名，而“文献”则属于“情报”的一部分。

以上两说，就各自专业要求立论，“文献”置于从属地位，指的是狭义的文献。

我认为地方文献应包括文物、图书、资料三类。“史料”贯穿于三者之间；“情报”专指调查报告，应隶属资料范围。情报有时间性，而其中也有地区性的，可以纳入地方文献，指的是广义的文献。

外国有“区域地志”的编写，其体例采取近代和现代地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自然区划和经济地理以及对某区域的特殊情况的论述，可作为我们研究本国区域地理的借鉴。徐近之著《地理文献学浅论》（1962年商务版），介绍440种基本的地理文献图书资料。中国科学情报研究所汇集了1966- 1976年的国外科技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图书论文3668条，写成《文摘》，提供我们对科技情报的搜集、调研、分类、编录及有关技术科目的认识。地方文献学也应讨论地方性的科技情报，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

四

人的视觉、听觉借助于工具，可使所见、所闻向深远发展；工具书帮助人们了解问题和其他工具一样，不但便于考查出处，并能增进理解，加强记忆。

在研究地方文献的过程中，每每遇到有关年代、人物、地名和文物、图书、资料的问题，凭个人的知见是有限的，一般工具书也查不到。为此，我和几位图书馆工作同志提出以业余时间，分工合作，进行编辑《世界纪年表》、《云南人名辞典》、《云南古今地名辞典》和《云南文献手册》的倡议，己结合业务，开始备料。这是研究地方文献的实践工作的项目之一，通过采集、编写和校订这四种工具书，将发现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实事求是，征信存疑，期望编成这几种工具书以便利工作和促进研究。

作为地方图书馆对待地方文献，应从普及与提高两方面并举。如编写有关地方史地的通俗读物和地方文献的专题书评，以供读者参考。建议今后由地方图书馆学会发动和协助会员进行这类工作。

五

地方文献建立为专门之学，也与其他边缘科学相似，有它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意义。比如“天体物理学”与“射电天文学”是从天文学与物理学相结合发展出来的新科学，是适应人类进入更遥远、更广阔的宏观世界而产生的。社会科学也如此，如政治经济学决非以往政治学、经济学的旧貌，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有它的新内容，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回溯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每每在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百家争鸣，因而产生新学科，如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诸子百家，西汉刘向父子的《别录》、《七略》作了总结。但像“史学”这一门范围广的学科，当时还没有“史”的位置，司马迁著《史记》，在《汉书艺文志》里只以《太史公百三十篇》附庸于“六艺略”的春秋一类之后。直到魏荀勖《中经》与后代的“四库”，“史”乃成为独立的大类。今天提出建立“地方文献学”，决非凭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