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理论、主义之争的一种精神分析解释

当下中国极右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并加紧恶化。政治上，威权主义一副拒斥民主化的派头，而经济上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继续推进。邓小平的“主要是反左”到现在仍是“政治正确”。这种“政治正确”已经“正确”到不仅把传统左派和新左派的平等公正吁求视为垃圾，而且连自由主义左翼的公正诉求都无法容忍。

这种局面已经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各利益群体之间矛盾越发加剧。被掠夺的弱者因被侮辱和被损害而仇恨作为掠夺者的精英，精英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而更加疯狂。与此相呼应，左右之争也达到白热化。理论、主义之争背后就是利益和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话语权之争，这个特点再鲜明不过地体现出来。但与此前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不同的是，现在的左右之争已更多地表现出公正与不公正之争的迹像。

争论的各方似乎都很“激动”，动辄玩弄话语霸权（比如“经济学霸权”），没有这种霸权的则以帽子回敬。争到高兴处，人身攻击的词语不时出现，怀疑对方的大脑是否有问题或请对方重回幼儿园深造的良苦用心一并展览。争论背后的理论、主义不仅被赋予了可以规范别的价值的价值，而且所指无限扩张，能指威力十足，就差不多被说成是“谁反对谁死”的绝对的真理了。更绝的是，有时的争论纯属无聊的意气之争，鸡同鸭讲。还有人根本不明白也不耐烦去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只看到了对方使用的某种理论、主义或评价的某种理论、主义，就条件反射地大骂。在白热化的战斗中，但见各种理论、主义的兵器挥舞，而“战斗者”则以一个符号的存在方式退居幕后。

作为也浪费了诸多口水的参战者之一，将自己从这种争论中脱身出来再以第三者的角度冷眼旁观这样的争论，的确别有一番意味。恕我不恭，看两个人打架我总是想到两只鸡在对掐；而这样你死我活的争论背后的内驱力则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精神分析对表面现象多兴味索然，而对动机，特别是“无意识”的动机倒是情有独钟。由此泛化而想开去，我发现这样的争论充斥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两种以上不同的理论与主义之中――它就是那些以“知识”为业的学者、知识分子们的存在常态。与一个朋友讨论时，我曾问他：为什么两个不同的理论与主义（比如“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曾经的争论）之争，双方都要把自己的东西极力抬高，要贬斥、否定，甚至掐死对方？他回答说这是因为争论者们认为两者水火不容，非此即彼。

我不认同这种解释，虽然有人确实是这么认为。因为，如果一个学者认为两者不能“共存”，必须非此即彼，他就很难证明自己思维上没有问题。没有谁能掌握真理，这是常识。就算某种理论、主义所主张的价值是真理，也不能证明这种理论、主义本身就是真理，这之间的逻辑断裂岂可一跃而过；退一万步，即使这种理论、主义本身是真理，那么创造、运用这种理论、主义的人也不代表真理――他根本不是什么真理的化身！既然如此，就没有一种理论、主义具有完全排他的规范力。而在两种理论、主义相互较量时，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学者都会知道，没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理论、主义所解释、规范的仅仅是同一领域、事物的同一侧面或属性，也就是说，一种理论本身是否对错，是不可能完全由另一种理论加以判定的，并且，任何两种大致作用在同一领域的理论、主义，都有协调、重合、相融的地方（你能说“自由主义”重视自由这个价值，“新左派”就不要自由吗？）。在此情况下，驱动争论的多不是这种思维的毛病。

那么是什么呢？最明显的就是上面讲的：利益和话语权之争，外加一定程度的道德诉求：社会现实与学者的理念相悖，他要批判和否定造成这一切“灾难性后果”的原因。但是，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让理论、主义之争如此剧烈的，绝不那么简单。而且，如果理论、主义之争很少利益之争和话语霸权之争的痕迹竟还如此剧烈，背后肯定存在着甚至他们都意识不到的心理上的原因――因为只有心理受挫的恐惧才会引发人们那么大的反应。因此，我不得不发出如此疑问：一个学者参与争论所操持的一种理论或主义，除了可以代表或争取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让自己所操持的理论或主义获取更多话语权力，以及体现出自己的“学者的良知”外，背后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原因－－即，如果他所操持的理论或主义被击败或证明是垃圾，同时也是他作为学者的存在价值，进而是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的被贬损和否定？

很显然。这是一个深藏于无意识深处的心理上的秘密。但许多无意识指令正是通过它内在于人的思想与行为之中才体现出来的事实使我不得不承认这个秘密的存在――它可以解释许多异化、恶化的争论。它们背后，无论如何有这个最深远的心理内驱力。

人是一个“存在者”。存在者最大和最深远的内驱力就是确证其存在和存在的价值，否则它将无法承受因被湮没的恐惧而导致的心理危机。作为社会动物，人的存在展开为一系列的属性，并且主要是文化属性，他必须依赖于文化的属性才能使存在获得确证。但没有价值的指令，他仍然无法确证自己存在的价值，因此必须赋予这种文化以意义，即一种文化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所以当各种不同的文化产生冲突时，表面上看来是文化符号和文化价值的冲突，其实本质上是生活在不同文化系统中的人，因文化的不同而带来的相互不同甚至相互否定的存在价值确认的冲突。抬高一种文化的同时贬低另一种文化通常不能说明什么，它只是证明了正是这种文化给生活在它的系统里面的人带来了存在价值的确认而实现了心理上的生存。

因存在只有借助存在的属性才能获得确证，因此确证人的存在价值时人很难避免异化：人本身是否有价值已经交给了其存在属性是否有价值去判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休谟式的“事实与价值的逻辑断裂”：依靠存在的属性对存在的确证只是一种事实认定，但它却一跃而过，由存在属性的价值推出了存在价值的结论―――那个不依靠任何存在属性的价值确证其本身就是价值的“人本身”已经被遗忘了！这种可怕的异化已经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不仅普通人如此，一个学者同样难以避免。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赖以体现其存在价值的主要就是其研究、信奉的理论、主义的价值，以及它们的“效用”。如果不能证明他所研究、信奉的理论、主义的价值，这个学者似乎就无法确证自己存在的价值，他就会处于心理弱势，其结果是生命的挫折。

所以，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种体现其存在和存在价值的心理内驱力将驱使他必须赋予这种理论、主义以意义，扩大其所指，强化其能指，并赋予这种理论、主义以价值和一定的规范力。这种理论、主义已经成了他存在的一种属性，如果摧毁这种理论、主义，就等于摧毁这个学者的存在价值，在心理上他将无法生存下去。也正因如此，越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所主张的理论、主义认为是真理，其逻辑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演绎并且具有规范力，乃至是判断许多事物的绝对标准的学者，越陷于一种“存在性不安”，越会出现一种多是无意识的害怕存在价值遭到否定的恐惧。而通过全盘否定、贬损对方的理论、主义，一个学者在心理上避免了通过自己所操持的理论、主义进行自我价值确证的“意淫”，它强化了自己的心理优势。心理系统的紊乱与思维结构的病变遥相呼应，使理论、主义变得歇斯底里。这样的歇斯底里如果不能通过尊重对方以及理性的认知，将对方与对方的理论、主义区别开来而消除，那么所有的争论都很可能会异化――看起来争论的人充满了正义和神圣，其实不过是各自的存在价值之争，其背后的秘密不是什么，而是这个无意识的心理内驱力。

有时候，某一现象经过伪装或许可以骗过一些学科的眼睛，但对于精神分析来说，则很可能没有什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