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
主体是这样写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灾区人民群众十分关怀。地震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天津、北京市委和震区各级党组织，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领导群众迅即投入防震抗灾斗争。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已带领有关部分负责人，赶到灾区指挥防震救灾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有关省、市卫生系统，已组织大批医疗队赶赴现场。大量医药、食品、食物、建筑材料等救灾物资正源源运往灾区。国家地震局和河北省地震局已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监视灾情。灾区人民群众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展开抗灾斗争。他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第2页)
这则消息，对地震情况报道较为简略，对人们最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间、死伤多少人只字未提，只有一句“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是放在人与灾害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在标题制作中也是充分体现这一点。
产生于“文革”末期的这则消息，更加突出“人”的因素，空话、套话较多，其中许多是人为的拔高和“口号式”的议论。同时，这一时期的灾害报道，无论是内容（角度），还是形式（表现手法），都形成一种模式。
综观我国80年代初之前的灾害报道，具体有这么一些明显特点：
1. 立足于肯定人的战斗精神。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灾害发生了，人们奋勇抗战，保护财产和生命，这是灾情报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反映具体灾情、反映人们抗灾和救灾是灾害报道三大阶段性主要内容或事实。这3个阶段的事实，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在内容上也有层次性。按照新闻报道的规律，一般是按事件发生、发展的顺序和事件内容的层次，依次作出报道。而我国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不是站在“事”方位对事实作阶段性反映，而是站在“人”的方位对事实作整体审视。这样，“事”就不是报道的中心内容，它只是“人”斗争的对象。如唐山地震的报道，对灾情报道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这只是一个由头，由这个由头引出“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灾救灾”。同时，这个时期在肯定人的战斗精神时，总是作绝对的理想判断：在人与每场具体灾害的关系上，“人”总是一律的胜利者。
论文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来自
2. 只注重新闻的时宜性，不注重新闻的时新性。灾害报道，反映的总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这些报道出来，总是会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一丝不悦，尤其是那些造成重大损失的和那些人为的灾害，报道稍有不当，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对这一方面考虑得较多，注重报道的社会效果，追求时宜性。因而，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中常常出现灾害发生几十天、几个月之后才报道的“新闻旧报”现象。如1979年11月25日，“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造成死亡72人、3700万元的直接损失。对此事件，新闻界在长达半年之久竟视而不见，直到8个月后的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才作出报道。
3. 追求终极性结论。在报道一些重大灾害尤其是人为的敏感性的灾害时，这个阶段的报道不是见事件就报，而总是要对事件有了明确定性结论后再作报道。如上面举到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新闻界之所以半年多迟迟不作报道，主要原因是对事件的性质把握不准，也即在等有关部门对事件作出最后的定性结论。
4. 追求最佳的宣传价值。灾害事件，一般来说，都具有新闻价值。但这一阶段的灾害报道，“不是任何灾害的情况都可以当作新闻向全国报道的，这要根据国内外全盘斗争
的利益，要看灾情大小、受灾时间长短、受灾地区重要不重要，以及它对国家和人民生活影响大小来决定，并且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和时机，决定讲什么不讲什么，如何讲法”(2)。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传者基本上是对符合自己意图的就报，对不符合自己意图的就少报、轻报或不报。如唐山地震将一座美丽的唐山城化为瓦砾，造成死亡24万人、重伤16万人和上百亿元的损失，而当时的报道中，是看不到这些内容的。又如还有一些灾害报道，只是写个百把字的消息放在报刊的一、二版中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为了保证宣传价值，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还有一个特点是：统一口径，一律由新华通讯社独家采访发通稿。之所以这么处理，无非是传者认为：如不这般，就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有损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这 《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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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第2页)
这则消息，对地震情况报道较为简略，对人们最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间、死伤多少人只字未提，只有一句“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是放在人与灾害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在标题制作中也是充分体现这一点。
产生于“文革”末期的这则消息，更加突出“人”的因素，空话、套话较多，其中许多是人为的拔高和“口号式”的议论。同时，这一时期的灾害报道，无论是内容（角度），还是形式（表现手法），都形成一种模式。
综观我国80年代初之前的灾害报道，具体有这么一些明显特点：
1. 立足于肯定人的战斗精神。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灾害发生了，人们奋勇抗战，保护财产和生命，这是灾情报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反映具体灾情、反映人们抗灾和救灾是灾害报道三大阶段性主要内容或事实。这3个阶段的事实，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在内容上也有层次性。按照新闻报道的规律，一般是按事件发生、发展的顺序和事件内容的层次，依次作出报道。而我国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不是站在“事”方位对事实作阶段性反映，而是站在“人”的方位对事实作整体审视。这样，“事”就不是报道的中心内容，它只是“人”斗争的对象。如唐山地震的报道，对灾情报道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这只是一个由头，由这个由头引出“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灾救灾”。同时，这个时期在肯定人的战斗精神时，总是作绝对的理想判断：在人与每场具体灾害的关系上，“人”总是一律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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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只注重新闻的时宜性，不注重新闻的时新性。灾害报道，反映的总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这些报道出来，总是会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一丝不悦，尤其是那些造成重大损失的和那些人为的灾害，报道稍有不当，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对这一方面考虑得较多，注重报道的社会效果，追求时宜性。因而，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中常常出现灾害发生几十天、几个月之后才报道的“新闻旧报”现象。如1979年11月25日，“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造成死亡72人、3700万元的直接损失。对此事件，新闻界在长达半年之久竟视而不见，直到8个月后的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才作出报道。
3. 追求终极性结论。在报道一些重大灾害尤其是人为的敏感性的灾害时，这个阶段的报道不是见事件就报，而总是要对事件有了明确定性结论后再作报道。如上面举到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新闻界之所以半年多迟迟不作报道，主要原因是对事件的性质把握不准，也即在等有关部门对事件作出最后的定性结论。
4. 追求最佳的宣传价值。灾害事件，一般来说，都具有新闻价值。但这一阶段的灾害报道，“不是任何灾害的情况都可以当作新闻向全国报道的，这要根据国内外全盘斗争
的利益，要看灾情大小、受灾时间长短、受灾地区重要不重要，以及它对国家和人民生活影响大小来决定，并且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和时机，决定讲什么不讲什么，如何讲法”(2)。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传者基本上是对符合自己意图的就报，对不符合自己意图的就少报、轻报或不报。如唐山地震将一座美丽的唐山城化为瓦砾，造成死亡24万人、重伤16万人和上百亿元的损失，而当时的报道中，是看不到这些内容的。又如还有一些灾害报道，只是写个百把字的消息放在报刊的一、二版中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为了保证宣传价值，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还有一个特点是：统一口径，一律由新华通讯社独家采访发通稿。之所以这么处理，无非是传者认为：如不这般，就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有损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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