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书目工作论略

一、地方文献和书目工作

省、市、自治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藏、利用图书报刊、地方文献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这里，在一般图书报刊资料之外，突出“地方文献”，作为省市图书馆必须收集、保藏、利用时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也是地区性的图书馆不同于诸如科研、高校或其它专业图书馆的地方特点所决定的。因此，利用地方文献为我国的四化服务，必然是摆在省市图书馆面前的重要课题。

地方文献的范围，一般说来应该是：（一）反映本地区各方面情况的有关图文论述资料；（二）地方人物及其著述；（三）地方出版物。如何利用这些地方文献，使之便于收集、整理、研究，就有赖于书目工作作出系统的、充分的揭示。省市图书馆在这方面无可置疑地具有较其它专业图书馆更为优越的特殊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搜集地方文献，编制地方文献书目，是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首要任务。

地方文献书目，不同于其它综合性公私藏书目录，也不同于其它专题、专科目录。它限于地方，小于同类目录的容量。如地区期刊目录，小于全国期刊目录，地方人物志，只能是全国若干省（市）的一小部分。但它的广度和深度却大大超过了全国性的有关目录。这样，地方文献对于数量较大、为其它书目所摒弃的、被认为粗俗无用的、非正式出版的书刊，以及未获出版的手稿、抄本、册页、簿录、图表等而确实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多方面材料，得以广泛收录；对于具体的人和事的有关资料，将会发掘得更深。这是其它综合性或专科性目录所不能包举的。以二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而言，全目著录古籍三四六一种，存目六七九三种，收录万余种，可称繁富。但是，未入总目的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就有170余种；姚觐元编《清代禁毁书目》，所记禁毁书更达三千余种。乾隆以前，所存图书，远不止此，大量的通俗小说、戏曲、民间文艺，等于未收。其中的一地之书，对于某一地区来说，更显得微乎其微。以地方志而论，今存方志，超过万种（其中很大部分是乾隆以后的），而总目所收，却寥寥可数。如东北方志——《盛京通志》仅录一种；乾隆钦定盛京通志一百廿卷（应为一百三十卷）、明代辽东、全辽两志，以触时讳，摒而不录；即使是康熙朝的《铁岭县志》、《开原县志》、《盖平县志》、《宁远州志》、《辽阳州志》、《锦州府志》、《广宁县志》等，也都不在收录范围。可见《总目》远不能与地方文献书目之能在某一方面竭泽而渔相比。《总目》如此，历代的艺文经籍志，多有同样的弊病。如明史、清史稿的艺文志，失载之书，何止于已录之书的数倍。近出《清史稿艺志及补编》，所补就超出了原有之书（原编著录9633种，增补10438种）。但这还不是应予收录的全部。《中国地方志综录》（初稿）收录方志12863种，可以说基本上荟萃了现存方志，著录了馆藏，但是对未经整理的、已佚的、待访的方志，还不能从目录中反映。此外，由于各馆目录，只能提供一些粗略的线索，有的未能就原书周密核实考证，或因袭旧误，对修纂版刻等的著录，就笔者所见到的并翻阅了几个省所录的初稿来说，可能不尽准确。而作为地区性的方志考录、提要等书目、却有可能更进一步较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当然，全国总目反映总体情况，又是地区性目录所不能代替的。

对于地方史料、人物纪传、地方出版物作更深入的探索，也只有系统的地方文献书目足以胜任。以辽阳史料为例，辽阳路、州、县乡土志，已见著录的不过六种，专书如《辽阳古迹遗闻》、《辽阳碑志选》、《辽阳防守记》等，期刊如《辽阳政府公报》等，都不过数种。辽阳诗人文集稍多，如清刘廷玑有《葛庄诗钞》、王尔烈有《瑶峰集》、宋玉奎有《宋星五遗著》等。但其总数亦不过一、二十种。如果地方目录，仅止于此，就难以满足多方面的读者需要。除以上几类史料之外，可以从历代有关史志、丛书、类书、其他诗文集、论文集、有关史地、文教、政治、财经、工农业等方面的图册，以至近代报刊论述资料，有关档案、文书中挖掘出有价值的资料。最近几年，辽阳市志办为了搜集有关该市文献，在各省市图书馆、档案馆的协助下，搜集资料已逾千种。其中也包括了日文报刊、图书资料。他们这种锐意搜集，期于网罗无遗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效法和学习的。如果各省市图书馆都能广泛地系统地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好地方文献书目，对于整理文献，编史修志，科研工作，以及图书馆的参考咨询、阅览利用等方面，定能做出应有的贡献。

地方人物及其著述，是地方史科的一个方面，搜集地方人物资料，编辑地方人物著述书目，也是地方文献书目工作的重要部分。地方人物的活动及其著述，往往得之于当地的史志记载和相关的碑传诗文中。当然，还会有很多口头传说，亦可供参考。以东北子弟书作家和作品研究而言，辽宁籍子弟书作家有名号可查的，约占已知子弟书作家的半数，而地方史志却不见著录。由于书目无征，文献不足，或是资料隐晦，艰于发掘，对他们的生卒活动时期，以及作品的归属，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人言言殊。

以东北子弟书作家喜麟为例，喜麟生于道光元年，卒于光绪十二年（1821-1886）。字晓峰，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今新民县人。工诗赋，善书法，累举不中，道光廿九年拨贡。精满语，同冶十二年以助教升大理寺丞。光绪十一年辞宫归里，次年九月卒，年六十六岁。著有《寻 撦集诗稿》四卷。他的事迹仅见卷首曾培祺序和觉罗恩魁（喜麟外侄孙）所写传略。据此，喜麟的生平和生卒，本来是很清楚的。由于喜麟的诗集未见著录，恩魁所写《传略》亦无由得见，喜麟生平事迹遂湮没无闻。近年来有一些查考子弟书的文章，作者根据一些老艺人口述和亲身访问所得，记述了喜麟晚年情景，并且言之凿凿。早已卒于光绪十二年（1886）的喜晓峰，竞有人在1937年（即死后51年）夏天亲访辽滨塔时见到了他！说其时约九十岁。他拿出手写的《忆真妃》原稿，尚有修改痕迹，并说是为纪念他的亡妾而写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作者据此而考定喜晓峰生千道光廿七年（1847），卒于1937年前后，著有子弟书《忆真妃》。由于作者未能利用第一手资料，轻信了传闻，疏于考查，因以致误。对书目工作来说，则是未能利用地方文献，充分揭示馆藏书刊，使之服务于读者，而跟不上研究的需要。按《忆真妃》，多传为韩小窗所写，实乃春澍斋所作，成书至少在道光十五年以前（见吴晓铃：绥中双（木 昏）书屋所藏子弟书目录，《文学遗产》1982年4期）。喜麟的《寻撦集诗稿》也并非传闻的《拉扯诗钞》或《检查诗稿》，此书如从讹误的书名求索，则是找不到的。辽宁省图书馆入藏，笔者亦有一部。所辑为五言试帖诗，本无足贵，因罕见著录，流传不多，对于研究子弟书作家和满族文学说来，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由此可见，地方书目中地方文人及其著述的著录，即使被认为是一般平常之作，对于乡里文献，也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样的书，不能在有关的书目中反映，也自有其原因。一般国史经籍、艺文志，对于所谓“陋劣芜杂”之作，一向是摒弃不录的。既称“经籍”，当然是堂而皇之的著述了。特别是民间文艺、戏曲、小说之类，连地方志中的艺文一目，也是很少述及的。而更多的是选录一些地方诗文充数。也许很多州、县，并无太多的称得起著述之作，也就无从著录。地方文献书目，虽非有闻必录，但对于有史料价值的论述，能揭示一个地区的某一方面的资料，作出全面的搜集、著录，使无遗珠之憾，这大约也是地方目录和抢救地方历史文献意义之所在，也是地方目录所应能起到的作用吧！

至于地方出版物，它在地方文献书目中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地方出版物不等于都是地方文献，但它反映了地区的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整个面貌。

大部分地方出版物，都具有一定的地区特色。按地区、出版单位或专业性质划分的地方出版物目录，也是地方文献书目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历史上的地方出版物，基本上是由地区（府、州、县）或公、私（官刻、家刻）以及书坊出版的；近代则除了书店、出版社之外，党政机关、文化教育单位、科研系统、人民团体、工商企业，都编印了不少书刊和内部资料。形式更是多种多样。

有价值的地方史料，如疏于访求，稍纵即逝。全面及时地征集地方出版物，自是搞好地方文献的不容忽视的工作。

有一些地方出版物，看来好象不是地方文献，往往不大注意而失于搜集。如各科教材，专业的简报、通讯、动态、会议特刊、专刊、科技资料、成果汇编、资料汇编、论文汇集等等。一般在书刊名上冠以省市单位名称的，都被确认为地方文献；反之，就往往被忽视，或认为只是一般地方出版物，不是地方文献。其实，地方文献的搜集范围，是应该包活上述诸方面的，即使是一般地方出版物。对于地方作者，地方著述，地方科学技术文化发展以及出版事业的研究，一个能够系统反映地方出版物的书目，自有其地方文献研究上的价值。

二、地方文献书目编制回顾

通过各种书目索引，系统地反映地方文献，服务于读者，是搞地方文献必然要进行的首要工作。只有编制各种类型的地方书目，才能展示特定的地方文献内容。

我国记一地文献目录，近人多引刘知几《史通·书志篇》谓始于北齐、北周之间（约公元570年），如宋孝王所撰《关东风俗传》中的《坟籍志》，由专录一方人士著作，开后世方志著录书目之风。其他一地著述的书目，《千顷堂书目》所载，明代有祁承鄴的《两浙著作考》等书，惜已亡佚。今天能见到的则有残本明末曹学佺《蜀中著作记》十二卷。地方志目录，以宋高似孙《剡录》为最早，其中著录了戴逵、王羲之等十四人著作和阮、王、谢三氏家谱四十三部，都是记当地人书目。

清代至解放前，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文献书目，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