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

业社会影响的客观的、历史的研究，显得更为必要。对未来的广告业，该书也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研究视角。（付玉辉）
多向度的话语分析
——读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
（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译者殷晓蓉）
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引人注目，语言的变化，作为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重要表征，开始在社会各领域受到关注。致力于批判语言分析的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注意到语言分析在各学科中的两个走向：一方面是语言研究范围中各种分析语言方法，一方面是与社会语言相关的社会和政治思想。遗憾的是，这两者的综合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使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建构关系不能得到有效地揭示。1993年出版的他的话语分析代表作《话语与社会变迁》，力求将话语分析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发展一种既能研究语言变化，又能研究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多向度话语分析方法。

   
2003年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 　
作者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介绍了他开创的多向度的话语分析方法，他认为，任何“话语事件”都可以被同时看作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因此，话语分析可以在三个向度上进行：文本向度，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话语实践向度，说明文本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的性质；社会实践向度，倾向于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
诺曼的这种方法，基于对前人话语分析成果的综合梳理。他既吸取了语言学对话语文本本身和话语生产过程及解释过程的研究方法，又采纳了福柯对话语在社会意识上建构属性的观点。同时，他指出福柯在固化的权力结构中探讨话语的政治性的研究缺陷，认为权力斗争的动态过程应在话语实践中具体分析。
话语与社会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话语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另一方面话语又有助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有助于改变社会；同时，话语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又是一种政治实践，建立、维护和改变权力关系及权力关系实体，这是作者论证的基础性观点。在三向度分析框架中，文本分析主要侧重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来进行。话语实践作为中间向度，将文本分析和社会实践联系了起来，侧重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所有这些过程都关联到经济、政治和制度背景，文本的生产和解释建立在内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基础上的。社会实践的话语分析则将话语置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中，揭示意识形态和霸权以各种方式对话语的介入，和话语对意识形态和霸权的维护、批判和重构作用。

给出话语分析的大体框架后，“互文性”成为“特别有成效”的分析重点。在话语实践研究方面，互文性被列为专章论述，“互文性”是文本的一种属性，它描述文本与文本间、文本与话语习俗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作者认为，互文性非常有助于对语言变化的研究。互文性是对历史性文本的继承和改造、创新过程，它受到霸权环境的限制，并体现为一种形式的霸权斗争。互文性存在于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环节中，生产环节的互文性体现文本的历史性，分配环节的互文性涉及不同话语类型的转换，这种转化过程往往体现着隐性的权力关系。消费环节的互文性，强调了消费者带入解释过程的文本对解释的建构作用。可以说，作者对互文性的概念的深化，更为透彻地揭示了文本与社会环境的深层互动关系。
为了详细阐述文本分析的不同方面，诺曼大量采用了医生与病人、教师与学生的谈话实例、以及媒体的报道，从互动控制、阐释、情态、礼貌、普遍特质、关联词与论证、及物性与主题、语词意义、语词表达、隐喻等角度，分析文本中哪些细致的技巧和策略，以怎样的方式建构了话语主体与社会现实，并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无形介入。
本书的结尾，综合前文，提供了话语分析的具体指南，这对于从事话语分析的读者，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谈到当代社会话语变化的民主化、商业化、技术化趋势时，作者也表现了他的忧虑：那些用于重新设计话语实践的“话语技术”，有可能被有权力、有资源、有金钱的人所窃用。他预见到，话语分析者面临着“紧迫”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揭示话语实践的复杂社会和霸权结构，另一方面，“像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一样，话语分析者日益面临着被整合到官僚主义和管理性的议程的危险”。（刘津）
解读电视节目的跨文化效应
――读利贝斯、卡茈《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
（华夏出版社2003年8月版，译者刘自雄）
美国的电视节目具有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能力，或许这就是传播学批评学派常说的“文化帝国主义”吧。在美国电视节目的包围中，被浸淫了这么多年的观众，对此似乎已经无所谓了，以致很少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来解释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背景中美国电视节目何以取得这样的成功。 《2004年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