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

>《达拉斯》是一部在20世纪80年代征服了全世界的美国电视连续剧。从美国到以色列， 从南非到澳大利亚，不同角落的人们聚集在电视机前一起追随尤因家族的传奇。它在90多个国家获得成功，而仅在少数几个国家遭到失败。那么不同地方的观众是如何理解这部电视剧的？会激起相同的卷入和反应吗？两位以色列的传播学专家，泰玛•利贝斯和埃利胡•卡茈，在他们的这部专著回答了这些问题。
这本著作其实是两位学者研究经历的一份记录。他们选择的途径，是观察和研究这部电视剧在不同民族家庭中的接受情况。具体的研究对象是以色列的特殊亚文化群体， 包括以色列阿拉伯人、摩洛哥犹太人、从俄罗斯来的新移民，以及具有西方血统的老资格的以色列聚居区居民。他们从每个亚文化群体中选取10个“焦点组”作为代表， 每个小组由三对夫妇组成（相互之间都是朋友或亲戚，并且具有相近的年龄和接受教育的程度）。成员们一起观看一集《达拉斯》，然后复述剧情，逐渐进入“引导式讨论” 。为了进行更加全面的比较，作者们还对美国人和日本人（这个节目在日本只存活了几个月）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调查。书中详细阐述了研究的设计，描绘了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特有的反应。介绍了其中一个摩洛哥人小组的讨论草案，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访谈过程中对话交流的丰富与自然。

   
2003年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 　
“焦点组”研究方法是该书的“焦点”之一。比起便捷的个人访谈或者问卷调查，这种集体性的解读似乎是一种更为真实可信的方法。研究者谈到这种方法的优势时写道：“它允许个人提出尝试性的解释，随后其他人可以进行否决；它容许以强凌弱者们将他们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别人头上；由于人们的爱憎情感，解释被模式化与扭曲化。而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
研究者发现了剧情复述中的文化差异。两个较为传统的小组，阿拉伯人和摩洛哥犹太人小组主要进行的是线性复述，按情节发展顺序地进行；美国人和聚居区居民进行的是片断式复述，聚焦于人物特性、情感问题、行为动机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人则是例证式的，或者说是主题式地复述，避开故事与人物角色而试图去发现一个主题或者寓意，来概括故事的道德内涵。这些类型的复述，研究者分别援用社会学、心理学和意识形态的视角予以说明。
研究者还从观众卷入模式的角度分析了小组的讨论。阿拉伯人和摩洛哥犹太人对于节目进行的是参照式解读（把电视故事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了一起）。研究者评论说：“参照式解读或许意味着更多的情感卷入。”而从文化传统角度看，阿拉伯人和摩洛哥犹太人或许是离《达拉斯》最远的。而俄罗斯人和日本人更多的是进行“批判式解读”，带有较浓的认知色彩。这些观众意识到节目是节目，与真实的世界不能相提并论。美国人和聚居区居民似乎采用的是一种更为灵活的，介于两者之间的解读方式。 “参照式解读”与“批判式解读”分别独立成章。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越是‘现代的’小组就越是更多地以认知地方式卷入到节目中；而越是传统的小组就越喜欢选择情绪化的卷入。然而，他们的观察证实，情绪化的卷入不一定是被动的和非深思熟虑的。这两类观众都与文本展开了道德对抗。

通过对日本焦点组的分析，作者们认为，《达拉斯》在日本播出不久遭到失败，原因在于该剧与日本人心目中对家庭剧的期待不一致，这个美国故事与他们自己所处的文化和社会历史情境不相容。两位作者所进行的这项研究具有开创性，证明了观众对电视剧的解码是多元的，他们拥有的批评能力也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的想象。（罗晨）
广告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读舒德森《广告，艰难的说服》
(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译者陈安全)
广告，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接触的，它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报纸上、电视上、广播里、网络中、大街上、商场里，广告让你无处可逃。出现如此多的广告都是基于一个共识：广告能说服消费者购买做广告的商品。广告主相信这一点，广告公司相信这一点，零售 商相信这一点。广告的说服作用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大家普遍认为，广告通过改变消费者的思想或让其对产品形成某种看法，从而对销售量产生影响。
事实果真如此吗？美国社会与传播学教授迈克尔·舒德森在他的《广告，艰难的说服》中提出了一个似乎有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广告对劝说消费者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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