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

买商品以及对社会的影响都很有限。作为一个社会与传播学者，作者关注的不仅仅是作为象征的广告本身，而是从文化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作为广告主、广告公司的社会情况和消费者的反应，把广告放到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去考察和理解，作者认为，广告的威力比广告人和广告批评家所声称的要小得多，广告公司不是在给公众意识做精确的显微手术，而是在背后捅它一刀。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在多数情况下想用广告直接影响消费者选择的观点解释消费者为什么会买他们所买的东西，几乎无济于事。
和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类似，该书采用的研究方法依然以思辨为主，但并不排斥实证，甚至实证占了相当篇幅。书中既有总的概述，也有个案分析，书中特意专设第八章“新消费模式的出现：香烟的个案研究”，就是典型的个案分析，其余各章也有许多用来论证作者观点的案例。思辨和实证相结合，综述和个案相补充，使整个论证过程有理有据，生动有趣。作者力图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既不人为拔高广告的作用，也不蓄意贬低广告的功能，不偏不倚、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广告的威力和局限，在作者严谨的论证下，读者头脑中以往看似天经地义而又根深蒂固的看法逐渐被瓦解。
把广告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方法为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不再是单纯审视广告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内容，而是对广告作为一个产业和一种社会机制进行评价，还考虑了作为象征创造者的广告主和作为客户的广告公司，还有购买象征的消费者从广告中实际获取的意图。作者更关注的不限于广告是否有效，而是广告在什么条件下最有可能生效，这就把一个是与否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多与少的问题，从而为有关广告问题的争论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因为要把广告放到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中去分析和评价，该书对广告的考察是从工商企业对广告的使用、广告公司的广告创作和广告在消费者做购物决定中的地位开始的，探讨了广告产生的历史背景，讨论作为现代消费基础的各种生活模式的出现，并把广告作为一个象征来考察，试图站在局外分析家的立场，依其社会背景来理解广告这一文化形式。作者令人信服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了广告之外，还有其他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造就了我们今天这种消费文化。他就此写道：“我希望，广告批评家们不要用错精力，误把象征当实质，认为对广告进行分析可以代替对产生广告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力量的理解，而且还有助于解释往往是由广告引起的各种社会现象。”他希望更多的同行能考虑该书和最近其他一些著作提出的建议，建设一门新的消费社会学。

   
2003年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 　
该书的英文原版出版已经20年了，尽管这个世界变化很大，但这本书没有过时，它的主要观点至今仍然具有说服力，它的影响力是持久的。此次把它译成中文，对于我国的传播学和广告学等学科具有现实意义，广告业界也能从中得到启示。（王眉）
融合的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
——读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
（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译者邵志择）
亚里士多德曾将“生态”理解为“家庭”（Household），强调要理智镇静地保持家庭的井然有序。德国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使用了现代意义的“生态”一词，认为生态是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在传播学领域，麦克卢汉最先使用“媒介生态”的隐喻，美国生态学家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则首次公开将其进行学术定义，认为媒介生态就是对媒介环境的研究。美国亚力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大卫·阿什德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使用“传播生态”的概念，则试图具体地“揭示信息技术（IT）、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交织和融合”。（2页）

在阿什德看来，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至少由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三个维度构成。这样的传播生态不是作为一种物理性的事物而存在，而是一个流动的结构，是种发展的、偶然的和复杂的框架。框架内的信息技术按传播范式所决定的目的而得到运用，把更多的社会行为纳入大众所理解的传播范式之中并去塑造这些社会行为。作者对作为传播生态案例的具体行为和事件，如瓦科的灾难、条形码监视、GONZO审判、失踪儿童问题、对恐怖主义的电视报道、海湾战争与后新闻事业等，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定性分析和思考后认为，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随之变化的传播范式在行为者的融合下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发生在传播生态的情景中。
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下，海湾战争和索马里入侵等成了完美的“电视节目”，电视网根据五角大楼炮制的计划脚本报道战争，将中介的图像转播给

《2004年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