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与禽兽——服饰文明漫谈

服饰，是人类“文而化之”(牛龙菲，1987)使自己由自然人变成文明人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们每个人都是文而化之了的高等动物。就此而言，人是“衣冠”了的“禽兽”。这里，“衣冠”是作为动词使用的。

其实，所谓“服饰”，本来也是由动词衍化而来的名词。“饰”有“拭刷”之意；“服”也有“修治”之意，“服装”之“装”，则有“裹束”之意。“服饰”、“服装”，起初都是具有“文而化之”之意的动词，后来才成了名词。

所谓“服饰”、“服装”，其本意就是“修治”、“裹束”我们的身体。

所有服饰，就修治、裹束我们的身体而言，本无性质的区别，但在历史的过程中，渐渐有了“实用”和“观念”的两种类型及其各种中间类型。某一类服饰，起初完全是为了某种

直接实用的目的。如爱斯基摩人用以保暖的皮袍，中国老百姓用以挡雨的蓑衣。

某一类服饰，则主要是为了征示一定的观念。如汉魏六朝时的舞衣，常常是用象征五行、五方之色的彩帛拼接而成。(今日藏族女性的裙子，也许正是这种象征五行方色之舞衣的后裔)。

但是，在特定的场合，某一类有着直接实用目的的服饰，也可以征示某种超出实用目的之外的观念。

比如蓑衣，就可以成为樵耕渔猎之人身份地位的符志；甚至，它也可以成为隐逸之上自我标榜的工具。明代文人文震享《长物志·衣饰》所谓“入山林有隐逸之象”，正是指此一类服饰。明代文人洪自诚《菜根谭》曾说：“衮冕行中，著一个山人藜杖，便增一段高风。”其所谓“山人藜杖”，在这里便从实用的器具，转变成了一种征示“高蹈世尘”、“归隐山林”之观念的符号。牛仔服、运动服在当今世界，都这样从实用的业装转化成了征示某种观念、代表某种风尚的时装。

至于包括“军装”在内的所有专门行业的“制服”，其实用性的目的和观念性的内涵则已经密不可分地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以上是就服饰本身而言，如就服饰与人体的关系而言，服饰对于人体的修治，有时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有时则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菜根谭》曾说：“渔樵路上，来一个朝士华衣，便添了许多俗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朝士华衣”不合“归隐山林”的时宜。正是针对此一类不合时宜的现象，文震享才说：“居城市有儒者之风，入山林有隐逸之象。”如果不看环境，“游山水着西服革履，开大会穿短裤拖鞋”，就显得十分滑稽。

这是说在不同场合、不同时空，要有不同的服饰与之配套。

就是在同一场合、同一时空，也要有不同的服饰才能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气质的人配合。比如出席晚宴，女士可以袒胸露臂，而男士则必须领袖齐整。除非在化装舞会上，才可见偶尔反串。

由此看来，服饰与人体，有一种“衣以章身”的辩证关系。所谓“衣以章身”，正是说服饰的文化功能在于彰示特定主体的内在精神。

服饰之于人体，是要将“禽兽”中的某一类高等动物“衣而冠之”之，使之从自然人升华为文明人。但是，服饰并不具有将所有“禽兽”“衣而冠之”，都使之成人的功能。“沐而冠之”的猴子，仍不过是一只猴子。平日所说的“衣冠禽兽”，则是沐而冠之的人形豺狼一类。

正是就这个意义而言，服饰艺术与一般美术不同，它不能脱离人类的身体，不能脱离人类主体的内在精神。

所谓“人类的身体”，所谓“人类主体的内在精神”，有“族类”和“个体”两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中间，服饰往往处于一种二律背反的境地。

在宏观的层面，流行的时装，应该体现出某种有着共性特征的时代精神。

在微观的层面，个人的着装，又应该体现出某种有着个性特征的气质风度。

就个性特征而言，文而化之的层次越低，便越是容易为时尚所左右。但由于自身内在精神的滞差，流行的时装不仅不能增益其雅，反而愈加反衬其俗。

与此对照，文而化之的层次越高，便越是力图超越当今的时尚。由于自身内在精神的升华，无论是持重朴质，还是惊世骇俗，都自有一种风流韵致。

正是这种独具个性的服饰，才领导着服饰艺术的潮流，称为天下四方模仿复制的样板，并流而行之称为“时装”。

服饰艺术就是在此二律背反中变化、发展。

说起服饰艺术的变化、发展，我们的取景框，已经由共时变为历时。

如果就人类历史而言，服饰艺术正处于一个突变的关头。

从古到今，人类文明已有如下三种不同的模式(牛龙菲，1989)　——

1，　血缘文明。以人类自身生产为其主导，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占主导地位之）血统的依赖关系。

2，　物缘文明。以各种用具生产为其主导(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将用具生产完全蜕变为商品生产)，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占主导地位之）物质的依赖关系。

3，　信缘（智缘）文明。以信息资讯生产为其主导，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占主导地位之）信息（智慧）的依赖关系。

在血缘文明中，“生殖崇拜”是其主导的观念：此一时期的服饰艺术，服务于人类自身生产目的，以宣扬、彰示、崇拜、神化性器、人体为其主旨。

在这个时期，基于自然而然的裸体，“欲盖弥彰”式的各种服饰渐趋发达。

就此而言，所谓“遮羞布”，起初恐怕并不是如《圣经》一类的书所说，是什么起源于羞耻之心的萌发，而是为了与裸露的全身对比，特别引人注目的强调重点之所在。即使在当代，就彰示人体美而言，某种适度遮掩的服饰比之一览无余的全裸，仍有其不可取代的特殊效果。

在物缘文明中，“财富崇拜”、“金钱崇拜”是其主导的观念。此一时期的服饰艺术，服务于各种用具生产的目的，以宣扬、彰示、崇拜、神化财富、金钱为其主旨。

在这个时期，除了各种行类的业装之外，一些显示出众支付能力的“高档”、“名牌”服饰渐趋发达。

所谓“高档”、“名牌”，与其说是取决于服饰之质料、工艺的品质、价格，倒不如说是取决于社会富裕阶层的身份、地位。在此一类服饰中，形式的美感已经与社会富裕阶层炫耀自己身份地位的需要融为一体而具有一种或豪华或精致的风格。

美国学者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曾说：“高雅的服装之所以能适应高雅的目的，不只是由于其代价高昂，还由于它是有闲的标志，它不但表明穿的人有力从事于较高度的消费，而且表明他是单管消费，不管生产的。”(按：指不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从这一点出发，凡勃伦把“服装式样为什么要一刻不停地变化”，归之于有钱、有闲阶级的富裕竞争。

当今世界，已处于信缘（智缘）文明的前期。“信息崇拜”、“智能崇拜”，将是其主导的观念。未来时期的服饰艺术，应该服务于信息、资讯生产的目的，以宣扬、彰示、交流、传播智慧文明为其主旨。

就此意义而言，除了在一个时期内适应于新知识权贵们需要的“雅皮士”类服饰以外，未来服饰艺术发展的主流，可能会大削减肉欲、物欲的意味，而向着返朴归真的方向前进。

人类的智慧，将超越肉欲、物欲，而在自然、简朴的服饰反衬中得到更加强烈的昭示。

1993年2月1日初稿

1993年2月12日修订

1999年12月10日校补

于金城独弹斋

海口《中国服饰文化》1993年第7、8合期第12-13页

署名：牛龙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