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伯特模型：经济内涵与政治外延
过一次性税收来提供资金的，但现实中地方公共服务通常是通过征收财产税来实现的。这意味着居民支付的税收额取决于其住房价值，而不是其边际收益。因此，有些居民可以通过购买小面积住宅迁入其他社区来改进福利，同时又能够避免支付高财产税。这种搭便车行为破坏了蒂伯特模型的均衡，使各个社区的支出水平不再有效率，并将导致穷人驱逐富人的无穷循环。
对此，布鲁斯·汉密尔顿提出了分区机制。他在蒂伯特假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假设：1）地方政府仅通过比例财产税为公共服务筹集资金（税率在社区间可以是变化的）；2）每个社区有权制定一部“分区法规”，规定：“如果不消费至少某一最低面积的住房，居民就没有资格在本社区居住。”“通过固定最低住房消费水平，使其高于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进入高收入社区的成本增加了。如果最低数量等于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低收入移民们在公共服务上将不再享有较低的税收价格。”实际上，通过强制平等的住房消费，排他性的分区机制将财产税转变为人头税，使社区中每个人都承担相同份额的公共物品成本，消除了财政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从而保证了蒂伯特均衡的存在性。分区机制也将导致有效率的结果，因为“财产税没有带来社会净损失，因为税收支付仅仅与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公共服务有关……财产税被视为居民得到的公共服务的价格。这种价格如同在私人部门的价格机制那样实现所有的配置功能。”由于汉密尔顿的模型拯救了蒂伯特模型，所以，蒂伯特模型又称为“蒂伯特—奥茨—汉密尔顿”模型。对蒂伯特模型的完善旨在将公共物品转化成私人物品，将房地产税转化为价格，使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与旅游购物市场类似，从而可以实现均衡和效率。自由迁移的作用是促使地方政府形成竞争以改善地方公共服务或降低税收。
三、退出与呼吁：蒂伯特模型的政治维度
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用脚投票、均衡与效率这些范畴，这与他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非市场机制是否也会对蒂伯特均衡发挥作用呢？这需要从蒂伯特模型的假设开始分析。
蒂伯特假设居民可以在不同辖区之间自由迁移：迁移只基于财政上的考虑，即选择公共服务与税收组合；居民拥有关于公共服务与税收组合的完全信息；迁移是无成本的。这种假设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首先，公共物品的提供来自多层面的政府组织，可能来自于街道社区，可能来自于区县，也可能来自于城市或者省、国家。居民在同一城市从一个社区迁移到另一个社区，但他无法从这个城市中“退出”，仍然要面对城市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税收组合。这意味着迁移或退出的自由度是相对的。其次，居民的住房投资一般在其财富总额中占很大比例。与抛售业绩不佳的公司股票相比，在不利的价格下出售住房会遭受更严重的损失；而且，住房所有者无法像管理证券那样通过多样化组合将其房产的风险分散出去，因而一旦居民购买了住房，就可能被其锁定在某个社区。再次，除了住房资产的特殊性，还有其他因素阻碍居民在辖区之间自由迁移。比如，当地的社会资本、工作机会等会因居民的“退出”而丧失，从而也会增强居民迁移的惰性。这些因素对租房者也是适用的。
用脚投票或退出的局限意味着居民对辖区的选择和辖区之间的竞争并非旅游购物市场那样简单。这有待于非市场机制与之协同作用。阿尔伯特·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中提出了另一种机制：呼吁。赫希曼认为，不论我们的社会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组织都具有不断衰退的倾向。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消费者或成员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竞争和退出是恢复组织绩效、诱导效率提升的最好方式；但在政治学家眼里，退出则无异于背叛。然而，竞争作为一种绩效恢复机制作用较小，而且也是有条件的；人人竞相退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组织进一步推向深渊。因此，就促进组织绩效恢复而言，退出不如呼吁，竞争不如垄断。因为垄断能够阻止退出，有利于呼吁机制发挥作用。但在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中，由于组织没有竞争对手，退出便失去了威胁作用，从而使呼吁流于形式。赫希曼认为：1）退出应当与呼吁相结合。退出属于经济范畴，凭借市场发挥作用；呼吁属于政治范畴，是非市场的力量。2）呼吁机制作用在前，退出机制作用于后。成员被暂时“锁定”且还拥有退出选择时，呼吁能发挥较大的作用。3）应该设计出一种制度以提高呼吁的意愿和效率、降低呼吁的成本。
赫希曼意义上的“退出”与蒂伯特模型中的“迁移”、“用脚投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居民从某个辖区迁出相当于从地方政府的“组织”里“退出”。在蒂伯特模型中，退出主要基于对更优的公共服务和税收组合的选择。在赫希曼的理论里，退出则为了表达对组织衰退的不满。这二者只是分析角度有所不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由于诸多特殊因素的存在，居民迁移或退出存在一定黏性，所以，呼吁也应该是居民备选的一种行动方案。住房所有者和城市的老居民最有激励动机去呼吁，租房者或城市的新移民次之，而旅游者几乎没有激励动机选择呼吁。小集团最有激励动机去呼吁，大集团由于存在奥尔森意义上的集体行动逻辑而缺乏呼吁的激励动机，除非存在政治“市场”使呼吁者可以获得相应的、广义的收益。如果缺乏政治“市场”或呼吁的渠道，那么，选择退出的居民就会很多；外来的住房购买者也多是投机者，而非消费者和投票者。呼吁机制也有助于促进蒂伯特均衡的实现。蒂伯特模型在假设中强调社区的多样性，以使每个居民都能选择正好满足自己偏好需求的社区。现实中显然不会存在如此丰富类型的社区。然而，居民可以通过呼吁使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税收组合接近其偏好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呼吁应该是蒂伯特模型的另一个维度，即政治外延。
参考文献：
[1 《蒂伯特模型：经济内涵与政治外延》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9374.html
对此，布鲁斯·汉密尔顿提出了分区机制。他在蒂伯特假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假设：1）地方政府仅通过比例财产税为公共服务筹集资金（税率在社区间可以是变化的）；2）每个社区有权制定一部“分区法规”，规定：“如果不消费至少某一最低面积的住房，居民就没有资格在本社区居住。”“通过固定最低住房消费水平，使其高于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进入高收入社区的成本增加了。如果最低数量等于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低收入移民们在公共服务上将不再享有较低的税收价格。”实际上，通过强制平等的住房消费，排他性的分区机制将财产税转变为人头税，使社区中每个人都承担相同份额的公共物品成本，消除了财政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从而保证了蒂伯特均衡的存在性。分区机制也将导致有效率的结果，因为“财产税没有带来社会净损失，因为税收支付仅仅与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公共服务有关……财产税被视为居民得到的公共服务的价格。这种价格如同在私人部门的价格机制那样实现所有的配置功能。”由于汉密尔顿的模型拯救了蒂伯特模型，所以，蒂伯特模型又称为“蒂伯特—奥茨—汉密尔顿”模型。对蒂伯特模型的完善旨在将公共物品转化成私人物品，将房地产税转化为价格，使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与旅游购物市场类似，从而可以实现均衡和效率。自由迁移的作用是促使地方政府形成竞争以改善地方公共服务或降低税收。
三、退出与呼吁：蒂伯特模型的政治维度
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用脚投票、均衡与效率这些范畴，这与他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非市场机制是否也会对蒂伯特均衡发挥作用呢？这需要从蒂伯特模型的假设开始分析。
蒂伯特假设居民可以在不同辖区之间自由迁移：迁移只基于财政上的考虑，即选择公共服务与税收组合；居民拥有关于公共服务与税收组合的完全信息；迁移是无成本的。这种假设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首先，公共物品的提供来自多层面的政府组织，可能来自于街道社区，可能来自于区县，也可能来自于城市或者省、国家。居民在同一城市从一个社区迁移到另一个社区，但他无法从这个城市中“退出”，仍然要面对城市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税收组合。这意味着迁移或退出的自由度是相对的。其次，居民的住房投资一般在其财富总额中占很大比例。与抛售业绩不佳的公司股票相比，在不利的价格下出售住房会遭受更严重的损失；而且，住房所有者无法像管理证券那样通过多样化组合将其房产的风险分散出去，因而一旦居民购买了住房，就可能被其锁定在某个社区。再次，除了住房资产的特殊性，还有其他因素阻碍居民在辖区之间自由迁移。比如，当地的社会资本、工作机会等会因居民的“退出”而丧失，从而也会增强居民迁移的惰性。这些因素对租房者也是适用的。
用脚投票或退出的局限意味着居民对辖区的选择和辖区之间的竞争并非旅游购物市场那样简单。这有待于非市场机制与之协同作用。阿尔伯特·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中提出了另一种机制：呼吁。赫希曼认为，不论我们的社会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组织都具有不断衰退的倾向。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消费者或成员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竞争和退出是恢复组织绩效、诱导效率提升的最好方式；但在政治学家眼里，退出则无异于背叛。然而，竞争作为一种绩效恢复机制作用较小，而且也是有条件的；人人竞相退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组织进一步推向深渊。因此，就促进组织绩效恢复而言，退出不如呼吁，竞争不如垄断。因为垄断能够阻止退出，有利于呼吁机制发挥作用。但在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中，由于组织没有竞争对手，退出便失去了威胁作用，从而使呼吁流于形式。赫希曼认为：1）退出应当与呼吁相结合。退出属于经济范畴，凭借市场发挥作用；呼吁属于政治范畴，是非市场的力量。2）呼吁机制作用在前，退出机制作用于后。成员被暂时“锁定”且还拥有退出选择时，呼吁能发挥较大的作用。3）应该设计出一种制度以提高呼吁的意愿和效率、降低呼吁的成本。
赫希曼意义上的“退出”与蒂伯特模型中的“迁移”、“用脚投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居民从某个辖区迁出相当于从地方政府的“组织”里“退出”。在蒂伯特模型中，退出主要基于对更优的公共服务和税收组合的选择。在赫希曼的理论里，退出则为了表达对组织衰退的不满。这二者只是分析角度有所不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由于诸多特殊因素的存在，居民迁移或退出存在一定黏性，所以，呼吁也应该是居民备选的一种行动方案。住房所有者和城市的老居民最有激励动机去呼吁，租房者或城市的新移民次之，而旅游者几乎没有激励动机选择呼吁。小集团最有激励动机去呼吁，大集团由于存在奥尔森意义上的集体行动逻辑而缺乏呼吁的激励动机，除非存在政治“市场”使呼吁者可以获得相应的、广义的收益。如果缺乏政治“市场”或呼吁的渠道，那么，选择退出的居民就会很多；外来的住房购买者也多是投机者，而非消费者和投票者。呼吁机制也有助于促进蒂伯特均衡的实现。蒂伯特模型在假设中强调社区的多样性，以使每个居民都能选择正好满足自己偏好需求的社区。现实中显然不会存在如此丰富类型的社区。然而，居民可以通过呼吁使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税收组合接近其偏好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呼吁应该是蒂伯特模型的另一个维度，即政治外延。
参考文献：
[1 《蒂伯特模型：经济内涵与政治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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