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守望意识

守而无法在现实中发挥作用。　批评在审美品第价值上的守望作用，从消极面来看它是维护既有的文学秩序问题，但它还有积极一面的作用，这就是它的审美累积的效应。中国古代的《诗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作品，它的审美价值中有些是本文自身就可以体现的，但也许更多地还在于后人的各种注疏中附加进去的。当人阅读《诗经》时，会很自然地将那些添加的新的意义附会到对作品的理解中。再往后则有古典小说《红楼梦》，英国的莎士比亚的若干剧作，它们在刚问世时并没有很高的声誉，正是通过批评的审美累积，一代代下来，它们本身就成了一座审美宝库。可以说，审美品第的守望作用，使得批评也成了一种美的创造者。　三、线索层百：文学史的守望　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三者共同构成了文艺学，就是说，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各是文艺学的一个分支，它们各是二种文学研究的维度，那么，这垦说到文学欲评在文学史维度上的守望，这是否算一种僭越，混淆了学科分界的说法呢？　其实，文艺学的三大分支既是相对独立，也是格互融合的。文学史不只是对历史上的文学现象的罗列、陈述。它还必须要有对所述文学的价值评判和意义揭示，而这正是文学批评所秉有的职能；反过来，文学批评，尤其是具有一种宏大限光。对一个时期、一种流派的文学发展态势的批评，更是不能没有文学史的知识背景，批评家需得把所论的对象置于文学史的系列中才能看清楚所述对象的价值和意义。　法国结构主义学者托多罗夫曾将文学史分为三种基本模式，认为其中每一种都可以用一个隐喻来表示。郎植物模式，它假定“文学机体也象一个有生命有机体一样诞生、开花、衰老并且最终死亡”，万花筒模式，是“假定构成文学作品的各种要素是一个绘定的，而作品变化的关键仅仅在于这些伺样的要素的新组合’。还有白天／黑夜模式。它把文学史“看做昔日的文学与今日的文学之间的对立运动”［7］。这三类模式各有其适用的范围，如文学史上史诗的衰微与后来长篇小说的兴盛，用植物模式来观察就较方便，在比较分析各国各地区的民间故事和神话时，万花筒模式大有用武之地，而在看待古典虫义被浪漫主义所取代，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受到现代主义的挑战等时，显然用白天黑夜模式来分析更中肯。另外在许多文学史现象上，用三种模式中的任一种都是可以的，关键就要看撰史者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了，它要从文学吏的论述中表达何种观点。这就会决定它是采用什么样的模式采表达。　在中国五四前后的新文学运动中，新的白话文学对旧有的文言文学提出了挑战，那么，在这论战的双方都有一个大体的文学史模式——植物模式，双方的价值取向不同但在强调历代文学的线性递进关系上是相通的。文言文学一派认为，自话文学缺乏了千百年来文言文学的根基，斩断了文学同民族文化的千百年来的血脉相承的关系，白话文学的一派则认为，各个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文学需要，白话文学正是适废了新的时代的需要，只恪守过去文学的规范，则没有看到文学在发展上的有机生长性质。可以这样来说，前者是在植物模式上撷取了它的发展连贯性的一面，后者则是强调了它的进化轨迹的一面。　应该看到，批评在文学史上的守望作用也是富于弹性的，不同的观点可以在一种共同的文学史模式上立论，只是强调它的不同的方面，同时一种观点的表述也可以棍据需要挂靠在不同的文学史模式上。以近几年来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反思来说，人们已经从以前的一味肯定转到了有人也提出批判的态度。旅美华人学者刘若愚、叶维廉、国内学者郑敏等人都提出了这方面的见解。叶维廉说：　白话的兴起，表面上看来是说文言已经变得僵死无力（从我们现在的历史场合看来这当然是偏激的说法），事实上，它的兴起是负有任务的，那便是要把旧文化旧思想的缺点和新思想的需要“传达”到更多的人，到底文言是极少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语言，而将它的好处调整发挥到群众可以欣赏、接受是需要很多时间的，起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家不能等（这里穿插一句话，60年后的今夭，我们如果仍然没有做，便是没有负起纯化语言的使命）。［8］　叶先生这段论述是对当时文学的反思，以及对文学语言问题的探讨，并没有直接说到文学史的线索问题，但我们从托多洛夫所说的三种文学史框架来看都可以部分地适用。由植物模式看，“表面”上，新文学负有新的表达使命，所以它应有所变革，但它又使得文学发展脱离了纯化语言的轨道。从万花筒模式看，文学应能有沟通人的心灵且又有不同于日常表达的那种“陌生化”效果，白话文学是强调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从白天黑夜模式来看，白话文学是作为对文言文学的反拨，那么，这一反拨本身就有待于新的力量来加以反拨，说白话文学是当时条件下的“急就章”，这就表明了它有仓促、草率的性质，需日后再予以矫正。　批评在文学史上的守望并不是为了廓清文学史线索，而是自身的批评需要要求它采取这一策略。中国文学史上，屈原诗作开创了一个“香草美人”的隐喻传统，它成为创作和批评上的原型。如曹植《美女篇》写“愿为西南凤，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表面写弃妇之怨，实际抒写自己彼长兄曹丕排挤的怨恨。朱庆馀《宫中词》写“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字面上说官女间的私房话伯被鹦鹉学去，实际上写宫场上慎言之旨，随时提防引起口舌是非。在这一“香草美人”的隐喻传统中，女性描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禁区。在《木兰诗》中，主人公是一个女性人物，但在诗中也就只是“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在对女性主人公赞美的同时，却是对其性别认同的否定，似平女性是应予克服的性别，而诗中主人公之所以得到肯定，正因为他是以非女性的姿态出现的。再退一步看，诗中当然也可能有真正的女性主人公，但她们所思所想都得打上男性化思维的色彩，请看下列几首短诗里的描写：　其一，李益《江南曲》：嫁得翟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其二，王倡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其三，金昌绪《春怨》：打起黄驾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肯到辽西。　三首诗都是写的闺妇之怨，但三者表达的意识是截然不同的。李益的诗是对“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批判，这种怨是真怨，是带有对自己终生大事追悔的怨。王昌龄的诗中，少妇本来是不知愁的，只是由于触景生惜，想到了辞家在任的丈夫，方忽生怨情，这种怨是怨中有情，怨中也夹杂了对丈夫的思恋和赞许。这种差异的原因在干，商人因事业奔忙是缺乏意识形态的话语维系的，而宫员为宦途奔忙则是在为国尽责、尽忠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找到了价值维系。再看第三首的闺怨则只是怨的黄驾的啼闹，而对远在＂辽西”的丈夫并无只语片言的怨责，这除了同样可在尽忠的维度上找到价值维系外，还在于“觅封侯”的夫婿有太多的进取姿态，同道家的“无为”思想不合，而到辽西的只是征夫，他只是尽义务而已，在儒道二者交织的中国文化中，征夫在此都可得到同情。　文学批评对文学史的守望，是使其评判有权威怪的重要途径。　四、意义层面：文学语境的守望　文学写作和文学阅读都涉及到意义间题，作者写下某句话是要表达出一个意思，读者的阅读也首先是要理解了作品的意思才有鉴赏行为的发生。文学交流涉及到意义间题，而意义是关乎到语境的。一个词、一句话、一个段落、乃至一件作品，当它被置于不同的语境中，它所体现的意义就有不同。　在英语本《圣经》中有一段上帝耶和华的训示；“men　and　women，　olevel”其中“cleve”一词有劈开、分开、掰成两爿的意思，也有拼合、粘合的意思，因此这段话在字面上的意思可以解作“各位男女，你们分开吧！”也可解作“各位男女，你们结合吧！”在古老的拉丁语《圣经》中，这一段话也同样有此双关义。因此，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不能只从字面上寻觅，必须分析言说者在当时语境中要想表达何种意思。　在汉语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如孔子有一段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在中国古文中就没有断句的，在这一表达中已体现了断句者的理解，如用其它断句方武也可以体现出另外的意思，下面我们可作一简略对比；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译意：可以教老百姓做某些事，但毋需教他们理解这些事的意义、价值等。——认识论层面：上智下愚。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译意：对守法的老百姓，给他们自由，对不守法者，则要教育他们守法。——统治术层面：王道原则。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译意；老百姓之所以听从统治者，在于统治者还能吻合干他们的利益要求上，应该明白这一点。—一政治学层面。权利分配。　可以看出，以上三种断旬法及其译意均能符合字面上的意思，同时也都吻合于儒家的思想。从释义学的角度来看，几种意思可以并存，但要真正理解孔子所说的原义，则应结合到他的言说语境才能明确。这一事例显示出，意义取决于语境，而对语境的守望就是意义阐释权的重要根基。　语境是游移的，作者写作是一种语境，写作之后的出版发行又是一种语境，再到读者来阅读时又是一种语境。我们所言说的每一篇诗文，它都是在整体的“文学”中的一个部分，当阅读这一个部分的时候，作者所写的其它诗文也会成为我们阅读时的参照，再推而广之，其他作者所写的各种诗文，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成为参照物，如果再作推衍，那么阅读的诗文也可以把整个社会作为它的参照对象。这里可引乐黛云先生的一段话来看：　例如“表叔”这个词表示“父亲的表兄弟”，这个原义是不会变的，后来，由千《红灯记》的广泛传播，“表叔”泛指并非亲眷而又比“亲眷还要亲”的革命同志。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把“无事不登门”，“来必有所求’的人称作“表叔”，因为《红灯记》中有一段唱饲：“我家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最近，香港有些人把内地出去的，没有眼光而又急功近利的商人称作“表叔”，取意子《红灯记》中表叔的联络暗号：“卖木梳，要现钱。”由此可见一个词的意义可以变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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