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报刊和国内政治变革

其次，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知识分子，大多秉承了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些已是中国大多数文人固有的基因，世代相承，不论身在何处，都在默默地见诸行为、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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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国内长期处于专制集权统治之下，没有民主政治的传统，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这种状况，一方面迫使不少谋求变革的知识分子流亡国外，企图通过迂回的方式去影响国内政治；另方面也使得身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增加了责任感，增强了运用自己在海外的有利条件去影响国内政局的愿望。换言之，如果国内具备现代社会常有的民主气氛和话语空间，人们也就不必舍近求远、目光向外，海外华文报刊的议政功能也就不会如此发展了。
正是这些因素的集合，使得海外华文报刊表现出比其他民族的报刊更加浓重、更加强烈的关注和参与国内政治变革的倾向。而这种关注和参与，对国内的政治变革确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带来了有力的促进和推动。
当然，这种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深度、力度和表现方式。辛亥革命前后，推动变革的作用就特别明显，当时海外华文报刊不仅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而且不少报刊实际上成了同盟会的人才集结地、信息联络点、物资转运站。例如1910年马来亚槟城出版的《光华日报》（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汪精卫等创办），不仅是同盟会在南洋的重要宣传机关，而且一度是指挥革命的阵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军事会议便是在这里召开的。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文报刊积极宣传、动员和组织海外华人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支援国内军民抗战，声势浩大，影响广泛。例如，1935年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先后由吴玉章、吴克坚主编），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并且利用上海《新生》周刊的订户名单和地址，广泛寄发国内，成为沦陷区和国统区救亡运动的重要指导。1940年在美国创办的《美洲华侨日报》（唐明照等人所办），不仅向华侨宣传抗日形势，而且发动捐款，购买医药材料及救护车等赠送八路军，支援祖国抗战。但是20世纪中后期却是另一番景象。当时国内严重的政治对抗反映到海外，亲大陆和亲台报刊壁垒分明，各自都致力于报道自己阵营的情况，宣传自己方面的观点和主张，旨在争取海外舆论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削弱和孤立对方。海外华文报刊成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阵地，于是，参加海外的宣传战和舆论战，也就成为它们参与和影响国内政治的主要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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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而今历史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正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现代化、全球化的历史大潮，国际影响与日俱增。台湾地区的经济也有明显增长，但自从被赶出联合国后，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已无法与大陆相比。加之几十年间从两岸三地出国的留学生和新移民又有了大量增加。于是海外华文报刊基本上不再以亲大陆或亲台划线，代之而起的是对国内发展和变革的普遍关注、以及在关注过程中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目前海外华文报刊分布很广，遍及世界各大洲。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内（有些国家为1996年内）存在并出版的海外华文报刊总数（不包括会刊）为496种，其中日报78种。除了报刊而外，还有大量华语电台、电视台，以及数量众多的华文互联网站。许多报刊办了网络版，或者和电台、电视台联手采集和发布信息，从而进入了多媒体发展的新阶段。相对而言，这些华文报刊和电子传媒比较集中于东南亚、北美和欧洲三地。有材料说，1971年至1996年这个海外华文报刊迅速发展的时期，全世界新创办的华文报刊累计有1710家，其中东南亚655家，北美688家，欧洲113家，三个地方就占到总数的85%以上。而且这三个地方华文传媒的总体水平比较高，政治关注程度比较强，舆论影响力也更大。
据本人观察，目前海外华文报刊和传媒，就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而言，可以作两种分类：
一、对台海两岸的态度。
多数报刊和传媒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主张或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一贯亲大陆的报刊如此，当地背景的报刊（如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台湾背景的报刊（如美国《世界日报》、法国《欧洲日报》）、港澳背景的报刊（如《星岛日报》美加版、欧洲版），也大多如此。这是和世界华侨华人总的舆论倾向相一致的。但各类报刊在具体操作上又有种种差异。亲大陆的报刊基本上采用大陆的政治语汇，主张一国两制的态度鲜明。而其他背景的报刊往往标榜中立，对实现国家统一的途径看法不一；在报道和编排上寻求客观和平衡，比如对两岸三地各设版面，行文时采用双重语汇，在大陆新闻版称呼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台湾新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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