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报刊和国内政治变革

　中国是个有着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极为艰难，国内一贯缺乏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的自由。于是，近代以来，不少有识之士纷纷走出国门，依靠海外华侨华人促进国家改造。海外华侨华人的报刊就成了推动国内政治变革的重要舆论力量。
（一）
海外华文报刊萌生于19世纪前期。除了早期有少数为外国传教士创办而外，大多数都是华侨、华人所办。它们和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一样，具有爱国爱乡、关心国事的传统。19世纪后期，中国内忧外患深重，满清王朝政治腐败，对内强化专制统治，对外不断丧权辱国，许多有识之士被迫走出国门，寻找救国之道，从而出现了最早的海外华文政治报刊，并且开启了关注并参与国内政治变革的先河。
19世纪末海外华文政治报刊中有维新派（保皇派）的，也有革命派的。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人士曾经广泛利用海外报刊，鼓吹变法维新，倡导君主立宪。1898年冬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曾是这派报刊的旗帜。1901年该报停办后，梁启超在翌年二月创办了《新民丛报》，继续宣传他们的改良思想，历时六年，在海内外有过较大的影响。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在东京扩展为中国同盟会。在此前后，大批革命报刊相继创办，用以宣传推翻满清统治、实现民主共和。其中既包括留日学生出版的《开智录》、《国民报》、《浙江潮》等刊物，更有各地区同盟会创办的报刊，如檀香山的《檀山新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缅甸和马来亚的《光华日报》等等。而同盟会总部的机关报《民报》（1905.11-1911.2于东京）则是革命派的主要喉舌。以此为重镇发起的同维新派《新民丛报》的论战，为辛亥革命准备了舆论基础，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国内政治变革的走向。

辛亥革命之后，海外华文报刊多数由政治性向商业性过渡，这是同所在国报业发展的进程大致同步的。但是，多数华文报刊仍然关注国内的政局变化，对“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报道和评述。这些报刊大部分出版于东南亚地区，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1923年，新加坡）、胡文虎创办的《星洲日报》（1929年，新加坡）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931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海外华文报刊几乎毫无例外地和国内民众同仇敌忾，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当时海外报刊总数已达151家（东南亚就有120多家），还出现了华文广播电台。除了东南亚地区而外，影响大的还有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1935年办）、美国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1940年办）、旧金山的《世界日报》（1906年办）等。它们的宣传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动员国内外华人积极支持或投身抗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国内政局出现了新的动荡，并且爆发了为时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对内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国际上则是两大阵营对峙，冷战长期持续。在这种复杂的国内国外形势之下，海外华文报刊发生明显分化，有亲大陆、拥护新中国的，也有亲蒋、亲台、亲美的。但是，分化中有同一，那就是都在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关注着国内的政局，力图运用自己的传播活动，去影响国内政治变化的走向。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侨务政策和所在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多数海外华侨选择了侨居国的国籍而成了外籍华人。传统的“华侨”概念，更多地被“华人”的概念所替代。60年代后期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先后放宽移民政策，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华裔留学人员、亲属移民和专业移民（有来自港台的、也有来自大陆的，通常称为新移民），从而使海外华人的队伍有了新的扩大、组成有了新的变化。原先的华侨报刊，大部分成了所在国的华人报刊，成了所在国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们在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华人信息需要服务的同时，仍在不同程度上关注着中国的政局，不断报道或评述中国的政治变革。心系故国，仍然是大部分海外华文报刊一以贯之的传统。
（二）
从以上极为简要、极为粗略的回顾可以看到：海外华文报刊始终关注着中国国内的政治演变，始终同国内的政局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从世界范围来看，某个民族的成员，在异国他乡办报办传播媒介，都会关心自己的故国故土，这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但是像华文报刊那样高度关切、深度参与国内政治变革的情况却是少有的。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多种因素。
首先，海外华侨华人普遍具有浓重的爱国情结。“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这是中华民族的悠久的历史所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表现。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积贫积弱，这种令海外游子倍感痛切的局面，又更加激发了他们振兴故国的心情和愿望。关心国事的海外华文报刊正是在这片沃土上生长起来的。

《海外华文报刊和国内政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