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霍金快乐莫当看客
霍金又一次来到中国,早已不是新闻。然而,当我们用鲜花和掌声欢迎这位带有一定传奇色彩的科学家到来时,他是否也真正由衷地感到高兴了呢?我看未必。这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有意给公众泼冷水。其实,用不着霍金先生明言,只要看一下媒体记者究竟想从霍金身上“挖掘”出哪些新闻,就不难找出答案了。
霍金属于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这次到杭州是来出席学术会议的。中国记者(包括公众)对霍金的关注,恐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可是,当数家媒体被允许提出10个问题由霍金先生进行书面回答时,人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记者们所发问的问题没有一个和霍金的研究方向有关。即便在霍金中国之行记者招待会上,情况也是如此。
媒体对他的关注,不外乎是对其衣食住行的窥视和探究,说穿了是“围观” 霍金,而不是认识霍金的思想。至于霍金在浙江大学出席弦理论会议时,更是门庭冷落,能坚持采访到最后的媒体所剩无几。霍金在他的《果壳里的宇宙》一书中写道:我愿意和中国读者分享对黑洞和宇宙学中最近发现的激动。然而,让他颇感尴尬的现实是,在一个泱泱大国,竟“无人会登临意”,真不知是媒体的悲哀还是科学的悲哀。
无法分享霍金的快乐,说到底是无法分享到科学的快乐,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霍金的躯体虽然被限制在轮椅内,但这丝毫并不影响他思想遨游在以光年为单位的茫茫宇宙之中。他以从“理解宇宙”中得到快乐。而我们呢,虽然四肢发达,总不至于永远停留在“看客”的层面上,一味地作“围观”状,而不是走进他的思想深处,分享他的真正快乐。
媒体有必要在霍金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媒体的首要任务固然是报道新闻事实,但别忘了,它同时还肩负着传播科学知识、传播文明的义务。如果将采访科学家等同于采访明星,极尽挖掘人家生活点滴细节的本领,又该让读者从中认识到怎样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霍金呢?霍金现在致力于写作科普作品,本身就是将深奥的科学理论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让普通读者从中分享科学的快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媒体能及时地予以介绍,我想,公众对霍金的了解肯定不再是围观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认识。
要分享霍金的快乐,关键要培养我们重视对科学土壤的培养。这个“土壤”很重要,因为它包含了许多丰富的“矿物质”,只要有科学的种子植入,立即就能使之生根发芽。相反,如果我们的读者对科学无兴趣,无论如何也难于让他们和霍金有共同语言。事实上,霍金从事的天体物理学研究,是很容易让青少年产生兴趣的,关键看成年人如何引导了。如此看来,要想分享霍金的快乐,恐怕“功夫在诗外”。否则,即便媒体再吆喝,也无济于事。
此外,要分享霍金的快乐,还需要有一批高素质的科学记者。有的记者问些大白话,如“你认为人类历史的下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将是什么?”霍金不无讽刺地说:如果我知道, “我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像这样的提问,既不能让霍金快乐,更无法让读者快乐?只有不会问的,没有不会答的。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记者的外行话,有时竟让霍金拒绝回答提问,这本身就颇值得反思。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 2002年8月27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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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属于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这次到杭州是来出席学术会议的。中国记者(包括公众)对霍金的关注,恐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可是,当数家媒体被允许提出10个问题由霍金先生进行书面回答时,人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记者们所发问的问题没有一个和霍金的研究方向有关。即便在霍金中国之行记者招待会上,情况也是如此。
媒体对他的关注,不外乎是对其衣食住行的窥视和探究,说穿了是“围观” 霍金,而不是认识霍金的思想。至于霍金在浙江大学出席弦理论会议时,更是门庭冷落,能坚持采访到最后的媒体所剩无几。霍金在他的《果壳里的宇宙》一书中写道:我愿意和中国读者分享对黑洞和宇宙学中最近发现的激动。然而,让他颇感尴尬的现实是,在一个泱泱大国,竟“无人会登临意”,真不知是媒体的悲哀还是科学的悲哀。
无法分享霍金的快乐,说到底是无法分享到科学的快乐,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霍金的躯体虽然被限制在轮椅内,但这丝毫并不影响他思想遨游在以光年为单位的茫茫宇宙之中。他以从“理解宇宙”中得到快乐。而我们呢,虽然四肢发达,总不至于永远停留在“看客”的层面上,一味地作“围观”状,而不是走进他的思想深处,分享他的真正快乐。
媒体有必要在霍金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媒体的首要任务固然是报道新闻事实,但别忘了,它同时还肩负着传播科学知识、传播文明的义务。如果将采访科学家等同于采访明星,极尽挖掘人家生活点滴细节的本领,又该让读者从中认识到怎样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霍金呢?霍金现在致力于写作科普作品,本身就是将深奥的科学理论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让普通读者从中分享科学的快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媒体能及时地予以介绍,我想,公众对霍金的了解肯定不再是围观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认识。
要分享霍金的快乐,关键要培养我们重视对科学土壤的培养。这个“土壤”很重要,因为它包含了许多丰富的“矿物质”,只要有科学的种子植入,立即就能使之生根发芽。相反,如果我们的读者对科学无兴趣,无论如何也难于让他们和霍金有共同语言。事实上,霍金从事的天体物理学研究,是很容易让青少年产生兴趣的,关键看成年人如何引导了。如此看来,要想分享霍金的快乐,恐怕“功夫在诗外”。否则,即便媒体再吆喝,也无济于事。
此外,要分享霍金的快乐,还需要有一批高素质的科学记者。有的记者问些大白话,如“你认为人类历史的下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将是什么?”霍金不无讽刺地说:如果我知道, “我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像这样的提问,既不能让霍金快乐,更无法让读者快乐?只有不会问的,没有不会答的。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记者的外行话,有时竟让霍金拒绝回答提问,这本身就颇值得反思。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 2002年8月27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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