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家国“秀” ——从孙犁到丁玲的女性风景
社会学论文 fanwen.oyaya.net)而女性则表现得对革命事业很无知，她们跟在男性后面悲悲戚戚，只顾埋怨男人对她们的抛离。经过这样的叙述，男性就成为民族国家话语的主要承载者，而女性则被推回到家庭之中，两性之间的角色划分得以完成。在这种性别空间中，男性无疑比女性具有更高的道德话语优势，但实际上，男性这种道德话语的优势是通过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的逃避来换取的。戴锦华指出，“强调民族命运与生存的现实，始终是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男性利益集团及男性知识分子应对、压抑女性群体自觉意识与反抗实践的重要的社会修辞方式。”[6]33所以，后来孙犁在提到自己的妻子时，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没负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5]65这是一个男性对一个女性的社会身份的重新认识。
从上面可以看出，男性是战争环境中不言而喻的主体，秉持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而围绕着女性的风景描写更加强了这种印象。例如在《荷花淀》中，作者描写了一幅美妙的图画。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4]39。
这段文字清新优美、高洁美妙，令人痴迷流连。从另一方面看，这一诗意的境界的点睛之笔在于水生嫂这个人物，苇眉子、苇席的柔软、洁白转喻了女人的纯洁、温柔、优美，这里的视角虽然不是大众化的，但是它无意识中用男性化的观感传达了一种大众化的意识。在这幅静态的画面里面，场里、院里的苇子的长城就将女性置于家庭这个圈子里面，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水生是奔波型的形象。在战争的环境中，家庭不过是一个驿站，来去匆匆，小家的责任交给女人，大家的责任则交给男人。或许这篇文章最打动人之处就在于这种井然有序的职能安排。这也是抗战时期最广泛的民族认同。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4]42。
除了明显的职能分配，女性身份还不断遭到规训，如上面的引文所示。有论者提到过孙犁笔下的妇女总是能逃开敌人伤害的伪叙述问题[7]52。这种叙述下面暗含着一种贞操观念，只有熟悉这种文化语境的人才理解为什么女人要流着眼泪答应。也正是流着眼泪这个动作，暗示出敌人的残暴以及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共识。同时，流着眼泪答应是否也可以看作是对女性这种身份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接受？
水生追回那个纸盒，一只手高高举起，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对着荷花淀吆喝：
“出来吧，你们！”
好像带着很大的气。
……
“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说完把纸盒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一泅，又沉到水底下去了，到很远的地方才钻出来。
……
战士们已经把打捞出来的战利品，全装在他们的小船上，准备转移。一人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抵挡正午的太阳。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了他们，战士们的三只小船就奔着东南方向，箭一样飞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烟波里[4]46-47。
战士们的来去倏忽，反映了他们跟他们的妻子的关系不再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而是新的话语秩序的关系，女人对男人牵肠挂肚，而男人则对她们爱搭不理。卡洛尔·帕特曼（Carole Pateman，1988）“把公民社会分成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妇女（和家庭）居于私人领域，跟政治无关。由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常被作为公共政治领域的一部分来讨论，妇女被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所带来的影响是她们也排斥在有关的话语之外。”[6]20男人和女人在这里不再像萧红那样是捆在一起的，而是一个在符号秩序之内，一个在符号秩序之外。而只有进入新的话语秩序，也就是民族/国家话语，他们之间的距离才会消失，男人才不会对女人表现出“横样子”。
所以，最后一段的描写，改写了女性先前的身份：
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4]48。
通过进入战场，女性将成为最炫的风景。作者自己写道，“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5]127所以，有人指出，“孙犁借用‘女性与伦理’、‘女性与乡土’、‘女性与历史’的创作范式，重塑着中华民族文化本体”[8]58。孙犁笔下的女性不仅操持着男人们扔在后方的家庭，而且她们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进入民族国家话语场中，展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这尽管体现了政权将妇女问题嵌入到民族主义运动之中的意图，但这未尝不是一个女性所应做出的现实的选择。
三、被遮蔽的女性景致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走出家庭，像男性一样辗转于民族、国家场域中的女性是否能得到男性社会的认可？她们的付出能否得到 《女性家国“秀” ——从孙犁到丁玲的女性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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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可以看出，男性是战争环境中不言而喻的主体，秉持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而围绕着女性的风景描写更加强了这种印象。例如在《荷花淀》中，作者描写了一幅美妙的图画。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4]39。
这段文字清新优美、高洁美妙，令人痴迷流连。从另一方面看，这一诗意的境界的点睛之笔在于水生嫂这个人物，苇眉子、苇席的柔软、洁白转喻了女人的纯洁、温柔、优美，这里的视角虽然不是大众化的，但是它无意识中用男性化的观感传达了一种大众化的意识。在这幅静态的画面里面，场里、院里的苇子的长城就将女性置于家庭这个圈子里面，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水生是奔波型的形象。在战争的环境中，家庭不过是一个驿站，来去匆匆，小家的责任交给女人，大家的责任则交给男人。或许这篇文章最打动人之处就在于这种井然有序的职能安排。这也是抗战时期最广泛的民族认同。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4]42。
除了明显的职能分配，女性身份还不断遭到规训，如上面的引文所示。有论者提到过孙犁笔下的妇女总是能逃开敌人伤害的伪叙述问题[7]52。这种叙述下面暗含着一种贞操观念，只有熟悉这种文化语境的人才理解为什么女人要流着眼泪答应。也正是流着眼泪这个动作，暗示出敌人的残暴以及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共识。同时，流着眼泪答应是否也可以看作是对女性这种身份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接受？
水生追回那个纸盒，一只手高高举起，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对着荷花淀吆喝：
“出来吧，你们！”
好像带着很大的气。
……
“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说完把纸盒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一泅，又沉到水底下去了，到很远的地方才钻出来。
……
战士们已经把打捞出来的战利品，全装在他们的小船上，准备转移。一人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抵挡正午的太阳。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了他们，战士们的三只小船就奔着东南方向，箭一样飞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烟波里[4]46-47。
战士们的来去倏忽，反映了他们跟他们的妻子的关系不再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而是新的话语秩序的关系，女人对男人牵肠挂肚，而男人则对她们爱搭不理。卡洛尔·帕特曼（Carole Pateman，1988）“把公民社会分成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妇女（和家庭）居于私人领域，跟政治无关。由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常被作为公共政治领域的一部分来讨论，妇女被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所带来的影响是她们也排斥在有关的话语之外。”[6]20男人和女人在这里不再像萧红那样是捆在一起的，而是一个在符号秩序之内，一个在符号秩序之外。而只有进入新的话语秩序，也就是民族/国家话语，他们之间的距离才会消失，男人才不会对女人表现出“横样子”。
所以，最后一段的描写，改写了女性先前的身份：
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4]48。
通过进入战场，女性将成为最炫的风景。作者自己写道，“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5]127所以，有人指出，“孙犁借用‘女性与伦理’、‘女性与乡土’、‘女性与历史’的创作范式，重塑着中华民族文化本体”[8]58。孙犁笔下的女性不仅操持着男人们扔在后方的家庭，而且她们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进入民族国家话语场中，展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这尽管体现了政权将妇女问题嵌入到民族主义运动之中的意图，但这未尝不是一个女性所应做出的现实的选择。
三、被遮蔽的女性景致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走出家庭，像男性一样辗转于民族、国家场域中的女性是否能得到男性社会的认可？她们的付出能否得到 《女性家国“秀” ——从孙犁到丁玲的女性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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