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家国“秀” ——从孙犁到丁玲的女性风景
她们所投身的事业以及社会制度的正面评价？对此的答案在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可以找到。贞贞开朗、大方，早年甘冒众韪追求爱情自由，日军经过后当了军妓，染了暗病回来，惹起了村人的纷纷议论。而叙述者则打听到了真实的底细，即贞贞一开始是不幸被日军俘虏，逃回来后又被我方派过去执行窃取情报的特别任务。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个关键点，第一，贞贞的行为带有一定的自愿性，当被日军玷污之后，她以身体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工具，为其重新编写了意义之网；第二，关于女性身体的使用问题，有深厚的历史遗传态度；第三，女性身体的效用实现之后的评价问题。对于他者而言，女性的身体只是提供了一个权力话语角逐的场域，提供了一个位置，得以施展各种话语所要求的功能，而不关乎女性这个人。而遭遇不幸后，贞贞对这个位置采取了主动的姿态，她放弃了传统道德话语要求的纯洁的一面，而将身体移作他用，以回应民族国家话语的召唤，这是其主体性的体现，也是一种性别的表演。而村中的愚夫愚妇则无法从这种面具中辨识出主体现在的样子，所以依然用贞操观念来衡量他。作者作为一个旁观者，无疑是厌恶那些非议的。
最后，贞贞对一直爱她的夏大宝的拒绝是意味深长的。在一个所爱的人面前，民族、国家话语场的面具被卸下，女性呈现出了是其所是的样子，身体上永远有着抹不掉的创伤。在这里，女性身体的另一面凸现出来，女性的身体除了可以化约成一个能指之外，还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种自然的存在是符号秩序中难以消融的块体，一切关于女性身体的禁令、禁忌都因此而来。面对这难以消融的块体，对于文本的叙述者“我”来说，是难以抉择的，因而不知不觉生出很多寂寞和“希望”来，且看作者笔下的一段风景描写：
山上有些坟堆，坟周围都是松树，坟前边有些断了的石碑，一个人影也没有，连落叶的声音也没有。我从这边穿到那边，我叫着贞贞的名字，似乎有点回声，来安慰一下我的寂寞，但随即更显得万山的沉静，天边的红霞已经退尽了，四周围浮上一层寂静的、烟似的轻雾，绵延在远近的山的腰边。我焦急，我颓然坐在一块碑上，我盘旋着一个问题：再上山去呢，还是在这里等她呢？我希望我能替她分担些痛苦[9]450。
丁玲惯于用风景进行隐喻，在此处孤独的回声以及“我”的盘旋、犹豫表面上是说“我”不知给贞贞什么样的建议，但是在深层却反映了“集合于女性身体之上的多重身份导致女性主体感知的混乱：在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沟通语际，‘我’是启蒙者还是被启蒙者，是代言人还是被代言人？”[10]81在“我”和贞贞的交谈中，她对她之外的世界很感兴趣，虽然听得很吃力，但她很坚持，在此，“我”是一个启蒙者的身份。然而，面对贞贞身体上的烙印，“我”却失语了，失语到想妥协，即希望贞贞能如很多人所愿嫁给夏大宝，从而“我”在不知不觉中又扮演了一个“被启蒙者”的代言人的角色。“我”的身份更加模糊，“贞贞的出现俨然具象化了她‘身为女性’所特有的期盼与恐惧、希望与挫折”[11]177。
然而，贞贞决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忘掉这一创伤。这种逃避既可以看作是对道德话语的一种陌生化的认同，也即“女性贞操丧失这一本源性经验，又使贞贞无法用革命理念说服自己，摆脱不了用传统观念来打量自己”[12]92；另一方面又可以看作是对生病的身体的认同。前者中隐藏着主体对道德话语的谴责，后者则在对病体的认同中，将病体视为正常、自然的故障，从而释放主体重建意义的焦虑。二者的启示意义在于，一种开明的社会制度在被呼唤，在其中，基于自然性别的性别成分会被合理的配置，女性的权益会得到有效的保障。这一问题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提出过，在今天的时代依然被追问着一个答案。
四、小结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现代的女性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介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女性主义者展开了追问，即为何民族主义能在政治上和叙述上凌驾于其他范畴如性别、阶级、宗教之上，而不能实现多种力量协调运作的文化政治？其次，在行动实践层面，女性主义者认识到，日常生活是我们最大的真实，介入民族主义过程是改变性别压迫和边缘化的最佳选择。最后，女性主义者在软环境即文化的层面上，通过对文学、艺术、电影及大众文化的阐释来实现其批判、重建性别政治的旨归。实践是检验、调整一切的标尺，拉康那句吊诡的“女人并不存在”反证了女性追寻自我的身姿在今天的文化风景中依然摇曳。
参考文献：
[1]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C]//小说·第一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戚学英。革命理性话语中的女性身体——蒋光慈、丁玲、茅盾小说解读[J]，中国文学研究，2005，（4）。
[3][美]费约翰。唤醒中国[M].李霞，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4]孙犁。诗意小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5]金梅。孙犁自叙[C].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6]陈顺馨，戴锦华。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7]姜世安，王兆胜。女性意识与孙犁的文学创作[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
[8] 《女性家国“秀” ——从孙犁到丁玲的女性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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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贞贞对一直爱她的夏大宝的拒绝是意味深长的。在一个所爱的人面前，民族、国家话语场的面具被卸下，女性呈现出了是其所是的样子，身体上永远有着抹不掉的创伤。在这里，女性身体的另一面凸现出来，女性的身体除了可以化约成一个能指之外，还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种自然的存在是符号秩序中难以消融的块体，一切关于女性身体的禁令、禁忌都因此而来。面对这难以消融的块体，对于文本的叙述者“我”来说，是难以抉择的，因而不知不觉生出很多寂寞和“希望”来，且看作者笔下的一段风景描写：
山上有些坟堆，坟周围都是松树，坟前边有些断了的石碑，一个人影也没有，连落叶的声音也没有。我从这边穿到那边，我叫着贞贞的名字，似乎有点回声，来安慰一下我的寂寞，但随即更显得万山的沉静，天边的红霞已经退尽了，四周围浮上一层寂静的、烟似的轻雾，绵延在远近的山的腰边。我焦急，我颓然坐在一块碑上，我盘旋着一个问题：再上山去呢，还是在这里等她呢？我希望我能替她分担些痛苦[9]450。
丁玲惯于用风景进行隐喻，在此处孤独的回声以及“我”的盘旋、犹豫表面上是说“我”不知给贞贞什么样的建议，但是在深层却反映了“集合于女性身体之上的多重身份导致女性主体感知的混乱：在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沟通语际，‘我’是启蒙者还是被启蒙者，是代言人还是被代言人？”[10]81在“我”和贞贞的交谈中，她对她之外的世界很感兴趣，虽然听得很吃力，但她很坚持，在此，“我”是一个启蒙者的身份。然而，面对贞贞身体上的烙印，“我”却失语了，失语到想妥协，即希望贞贞能如很多人所愿嫁给夏大宝，从而“我”在不知不觉中又扮演了一个“被启蒙者”的代言人的角色。“我”的身份更加模糊，“贞贞的出现俨然具象化了她‘身为女性’所特有的期盼与恐惧、希望与挫折”[11]177。
然而，贞贞决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忘掉这一创伤。这种逃避既可以看作是对道德话语的一种陌生化的认同，也即“女性贞操丧失这一本源性经验，又使贞贞无法用革命理念说服自己，摆脱不了用传统观念来打量自己”[12]92；另一方面又可以看作是对生病的身体的认同。前者中隐藏着主体对道德话语的谴责，后者则在对病体的认同中，将病体视为正常、自然的故障，从而释放主体重建意义的焦虑。二者的启示意义在于，一种开明的社会制度在被呼唤，在其中，基于自然性别的性别成分会被合理的配置，女性的权益会得到有效的保障。这一问题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提出过，在今天的时代依然被追问着一个答案。
四、小结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现代的女性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介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女性主义者展开了追问，即为何民族主义能在政治上和叙述上凌驾于其他范畴如性别、阶级、宗教之上，而不能实现多种力量协调运作的文化政治？其次，在行动实践层面，女性主义者认识到，日常生活是我们最大的真实，介入民族主义过程是改变性别压迫和边缘化的最佳选择。最后，女性主义者在软环境即文化的层面上，通过对文学、艺术、电影及大众文化的阐释来实现其批判、重建性别政治的旨归。实践是检验、调整一切的标尺，拉康那句吊诡的“女人并不存在”反证了女性追寻自我的身姿在今天的文化风景中依然摇曳。
参考文献：
[1]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C]//小说·第一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戚学英。革命理性话语中的女性身体——蒋光慈、丁玲、茅盾小说解读[J]，中国文学研究，2005，（4）。
[3][美]费约翰。唤醒中国[M].李霞，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4]孙犁。诗意小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5]金梅。孙犁自叙[C].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6]陈顺馨，戴锦华。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7]姜世安，王兆胜。女性意识与孙犁的文学创作[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
[8] 《女性家国“秀” ——从孙犁到丁玲的女性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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