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家国“秀” ——从孙犁到丁玲的女性风景
女性家国“秀” ——从孙犁到丁玲的女性风景
厉 梅
（大连海事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摘 要：女性一直是不同时代文化地图的炫目风景，因为性别政治不断对其进行着身份的建构。在民族国家话语场中，女性是一种什么样的身姿？拟以孙犁、丁玲作品中的风景为索引，去分析女性性别身份的形成。即女性总是呼应着民族国家话语的召唤而诞生，或者回归家庭支柱角色，或者像男人一样辗转各色战场。但不论如何选择，形而下的身体总是性别政治角逐的关键，它映照出女性性别建构过程中难以被文化、政治、道德等消融的自然人性的一面，女性永远在寻找自我的路上。
关键词：风景；民族国家话语；性别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166-03
任何人都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扮演一定的角色，对于女性这个群体来说，同样也不例外。为了发现女性角色的多样性，以及她们与男性话语体系的关系，我们不得不考察她们在民族国家话语场中的表现。在文学艺术中，女性常常被当作民族、国家的象征，被亲切地称之为“她”，这个“她”更多的是一种母亲角色，而拯救受侮辱、受损害的“母亲”为民族国家的战斗者提供了一种颇为煽情的伦理上的凝聚力。也就是说，在民族共同体性别化的过程中，幻象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民族共同体作为受难、被玷污的母亲这个幻象支撑着革命和战斗的正义性。而这个幻象往往需要一些自然、风景来加以固着，如“黄河”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在此强调的是，风景对民族国家场域中性别身份的建构起着隐蔽而重要的索引作用，本文将其放到抗战时期来具体展开上述问题。
一、女性在风景中
在民族国家场域中，风景不仅关系着民族共同体的性别化，而且暗示着男女两性性别身份的建构。例如在抗战时期，为了突出战争氛围中的男性气质，女性被作了情色化的运用，而风景是这种情色化的绝佳的载体。如万迪鹤的《自由射手之歌》：
两个人走到河沟的旁边了，正是一个有倾斜的下坡地点，河边的茅草和苍蒲，火一样地燃烧着蓬勃的生命，在风前呼啸，草深过了人的膝盖，蒲公英的花低下了头用柔软的花瓣吻着这两位战士土黄色的裹腿和鞋带[1]24。
这种风景是情色化的风景，花的柔软隐喻了女性的亲慰，对战争中男人的一种犒劳。不同于20年代革命浪漫主义中，“女性身体作为革命（代表者为男性英雄）的异己力量而被捐弃。革命言说通过男性英雄对女性身体的放逐即对‘女巫的魔力’的对抗而重获权威性”[2]77，抗战时期的女性身体又被召回以发挥其自然功能，例如《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让游击队员唐老疙瘩大享春色，让读者大饱眼福。
于逢的《乡下姑娘》中关于主人公桂花的一段心理描写和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农场展览会的描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夜晚中夏虫的世俗生活唤起了桂花的某种热望，警卫员的诱惑让她内心充满着斗争和煎熬。
“山涧嗬嗬地啸着，大木轮叽切切地尖声呻吟着，舂柱澎澎地粗暴地响动着，仿佛共同忙着一件什么重大事情，而且似乎越来越急迫一样。”
这段风景的情色化描写和《救亡歌》的并置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效果。一方面，识字班、救亡歌作为一个开明的符号，成为桂花的挡箭牌，为她犹豫的身体行动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这种描写手法暗示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对一个民族的启蒙要从女人的性谈起，进而从女性开始？
这种启蒙的思路很早已被观察到。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在中华帝国晚期就开始谴责对中国妇女的残忍行为，但是他们的这种批评缺乏一种理论上的背景支持和人性的考虑。后来他们才承认他们认为只有解决了妇女问题，文明才能拯救，国家才能得到解放[3]200。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替换，民族国家的问题被替换为女性的问题，妇女的悲惨命运与生存状况成为社会动员的有力方式，它使得民族国家话语获得了自己的普遍号召力。
因此，从这风景的背后我们读出的性别意识形态是，女性总是按照民族国家的话语规则在表演，被时代的需要所裹挟。孙犁和丁玲对此有经典的再现。
二、荷花淀的风景
孙犁屡次提到，抗战时期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是他所经历的美好的极致。他写出了如诗画一样的《荷花淀》，同时，不能否认的是，他的这部作品也有意无意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关于性别的某种意识形态。
在《荷花淀》中，水生出发之前，父亲来送他，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4]42。与此形成对应的是，作者在自叙中写道：“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见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闲话，我絮絮叨叨地说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父亲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回到自己屋里，妻抱怨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5]12。这印证了拉康意义上的“双性同体”现象，即不存在纯粹的生理意义上的男女两性，主人话语才是判断性别的依据，所以年迈的父亲只能和女人一样负担家庭的责任。
在民族战争时期，新的权力和话语秩序正在建立之中，每个个体都必然要对此做出选择或被选择。其中，男女两性的身份得到了固化，男性从事神秘的革命活动，被塑造成一种坚忍、伟岸的形象；( 《女性家国“秀” ——从孙犁到丁玲的女性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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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 梅
（大连海事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摘 要：女性一直是不同时代文化地图的炫目风景，因为性别政治不断对其进行着身份的建构。在民族国家话语场中，女性是一种什么样的身姿？拟以孙犁、丁玲作品中的风景为索引，去分析女性性别身份的形成。即女性总是呼应着民族国家话语的召唤而诞生，或者回归家庭支柱角色，或者像男人一样辗转各色战场。但不论如何选择，形而下的身体总是性别政治角逐的关键，它映照出女性性别建构过程中难以被文化、政治、道德等消融的自然人性的一面，女性永远在寻找自我的路上。
关键词：风景；民族国家话语；性别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166-03
任何人都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扮演一定的角色，对于女性这个群体来说，同样也不例外。为了发现女性角色的多样性，以及她们与男性话语体系的关系，我们不得不考察她们在民族国家话语场中的表现。在文学艺术中，女性常常被当作民族、国家的象征，被亲切地称之为“她”，这个“她”更多的是一种母亲角色，而拯救受侮辱、受损害的“母亲”为民族国家的战斗者提供了一种颇为煽情的伦理上的凝聚力。也就是说，在民族共同体性别化的过程中，幻象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民族共同体作为受难、被玷污的母亲这个幻象支撑着革命和战斗的正义性。而这个幻象往往需要一些自然、风景来加以固着，如“黄河”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在此强调的是，风景对民族国家场域中性别身份的建构起着隐蔽而重要的索引作用，本文将其放到抗战时期来具体展开上述问题。
一、女性在风景中
在民族国家场域中，风景不仅关系着民族共同体的性别化，而且暗示着男女两性性别身份的建构。例如在抗战时期，为了突出战争氛围中的男性气质，女性被作了情色化的运用，而风景是这种情色化的绝佳的载体。如万迪鹤的《自由射手之歌》：
两个人走到河沟的旁边了，正是一个有倾斜的下坡地点，河边的茅草和苍蒲，火一样地燃烧着蓬勃的生命，在风前呼啸，草深过了人的膝盖，蒲公英的花低下了头用柔软的花瓣吻着这两位战士土黄色的裹腿和鞋带[1]24。
这种风景是情色化的风景，花的柔软隐喻了女性的亲慰，对战争中男人的一种犒劳。不同于20年代革命浪漫主义中，“女性身体作为革命（代表者为男性英雄）的异己力量而被捐弃。革命言说通过男性英雄对女性身体的放逐即对‘女巫的魔力’的对抗而重获权威性”[2]77，抗战时期的女性身体又被召回以发挥其自然功能，例如《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让游击队员唐老疙瘩大享春色，让读者大饱眼福。
于逢的《乡下姑娘》中关于主人公桂花的一段心理描写和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农场展览会的描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夜晚中夏虫的世俗生活唤起了桂花的某种热望，警卫员的诱惑让她内心充满着斗争和煎熬。
“山涧嗬嗬地啸着，大木轮叽切切地尖声呻吟着，舂柱澎澎地粗暴地响动着，仿佛共同忙着一件什么重大事情，而且似乎越来越急迫一样。”
这段风景的情色化描写和《救亡歌》的并置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效果。一方面，识字班、救亡歌作为一个开明的符号，成为桂花的挡箭牌，为她犹豫的身体行动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这种描写手法暗示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对一个民族的启蒙要从女人的性谈起，进而从女性开始？
这种启蒙的思路很早已被观察到。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在中华帝国晚期就开始谴责对中国妇女的残忍行为，但是他们的这种批评缺乏一种理论上的背景支持和人性的考虑。后来他们才承认他们认为只有解决了妇女问题，文明才能拯救，国家才能得到解放[3]200。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替换，民族国家的问题被替换为女性的问题，妇女的悲惨命运与生存状况成为社会动员的有力方式，它使得民族国家话语获得了自己的普遍号召力。
因此，从这风景的背后我们读出的性别意识形态是，女性总是按照民族国家的话语规则在表演，被时代的需要所裹挟。孙犁和丁玲对此有经典的再现。
二、荷花淀的风景
孙犁屡次提到，抗战时期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是他所经历的美好的极致。他写出了如诗画一样的《荷花淀》，同时，不能否认的是，他的这部作品也有意无意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关于性别的某种意识形态。
在《荷花淀》中，水生出发之前，父亲来送他，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4]42。与此形成对应的是，作者在自叙中写道：“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见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闲话，我絮絮叨叨地说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父亲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回到自己屋里，妻抱怨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5]12。这印证了拉康意义上的“双性同体”现象，即不存在纯粹的生理意义上的男女两性，主人话语才是判断性别的依据，所以年迈的父亲只能和女人一样负担家庭的责任。
在民族战争时期，新的权力和话语秩序正在建立之中，每个个体都必然要对此做出选择或被选择。其中，男女两性的身份得到了固化，男性从事神秘的革命活动，被塑造成一种坚忍、伟岸的形象；( 《女性家国“秀” ——从孙犁到丁玲的女性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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