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历史现场的还原

　一
2000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坐标。媒体中见得最多的字眼，莫过于“千禧年”“世纪”“百年”“回眸”“展望”之类了。字里行间，有的怀旧，有的伤感，有的像是在大盘点、大清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回眸中，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百年中国》长达1800分钟，堪称重中之重，它的影响力自是不言而喻的。1999年1月底，隆冬时节，在紧挨央视的梅地亚中心，应邀参与《百年中国》策划与撰稿的我，首次见到了总编导陈晓卿、总撰稿肖同庆，他们很年轻，梳理百年沧桑史的激情很快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用纪录片来回顾二十世纪中国一百年的历史，无疑是一项气魄宏大的策划。不过，要准确阐述20世纪，尤其是中国人度过的这个百年，决非易事。作为一个职业的历史研究者，我常常惊奇于这段国史的高深莫测。外敌入侵带来了整个民族的难堪屈辱，残酷的战争、漫长的革命和无休止的变革引发持续的动荡，使这个世纪波澜壮阔，变化诡异，极少从容与宁静。这是一个愤怒的世纪，一个仇恨的世纪，一个不断改变游戏规则的世纪，一个革命与反革命能够迅速改变角色的世纪，一个新旧交替生生不息的世纪，在这样的世纪里，历史能够公正客观地表现吗？即使某些私人著述的历史书可以，通过国家电视台，面向大众的纪录片是否可行？总编导陈晓卿有一个想法对我触动很大，在他撰写的《影像中的二十世纪》一文中有这样两段话：“1989年，美国史专家怀特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文章，提议创立‘影视史学’（Historiophygra），试图让历史借助现代传媒重新走向民众，进而达到振兴历史学的目的。前不久，杨天石先生再次呼吁建立中国的‘影像历史学’，对电视界和史学界，这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用乌云象征苦难，不再用朝阳比喻新生，而是用真正直白的影像资料去叙事，用更理性的思考去说史，也许，这一天才是中国‘影像历史学’的诞生之日吧”。《百年中国》摄制组就是依据这一思路继续着这一富有意义的尝试。也许这就是他们邀我加入摄制组的原因，其实，他们知道我对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一窍不通。逼近历史真实，再用纪录片的特有形式与技巧予以恰到好处地表现，这应该是《百年中国》主创者的最大追求。

像历史研究一样，真实客观对历史文献纪录片也是立足之本。镜头里的真象是朴素的，但它却能够震撼观众的心灵，使他们能穿透思维、语言的迷雾，直达赤裸裸的真实。
而在一个重视宣传、说教过了头的环境里，总是忘却了真实的力量。为了求真，撰稿、编导们就必须直面众多敏感而棘手的历史关隘。以第一集《风雨世纪初》为例，它阐述1900年到1901年初的历史。这一集涉及到了如何表现义和团的问题。对义和团的争论从它出现之日就开始了，清王朝内部就分裂成主剿、主抚两派，当时的革命党人极少同情义和团。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现在，或褒，或贬，历史学界依旧壁垒森严。但编导没有回避这一难题。在评价义和团拉开20世纪反帝序幕的同时，也如实表现了义和团民的愚昧。叙述了他们仇视与洋人有关的一切，攻打外国驻华使馆，及放火烧毁北京大栅栏商业街等事实。这种质朴的处理，催人深思。当然，要求在5分钟的篇幅内讲清义和团是勉为其难的。五分钟的解说词只有900字左右，要求900字讲得面面俱到，根本就不现实。接近历史的真实是百年中国的追求，但指望它完全展现中国百年的真实历史是不可能的。它只是以生动而真实的影像、简洁的解说，再现百年历史进程的概貌，引导公众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历史的真相。说到底，《百年中国》不是关上了历史之门，而是开启了历史之门，引领观众步入百年历史的现场。
二
《百年中国》是严肃的，它不想哗众取宠，也无意回避困难，它知道自己是在用镜头和解说词书写历史，书写古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群的百年生存经历，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也是一种艰巨的使命。但面对纷繁的百年，不论用何种手段来把握和表现它都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长达数月的构思中，《百年中国》策划班子曾经尝试过两种方法，一种是纯粹的编年史，根据每一年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确定集数，由刻板的时间之链连结起百年历史。另一种是纯粹以专题列集，诸如服饰、交通、金融、工业之类。但前者失之机械，而后者条块分割严重。在反复权衡与尝试后，在1999年5月终于确定了现在的列集标准。 新的标准依照时间之流，参照历史自身发展的脉络来决定自己的叙述节奏。该行则行，该止则止，力争做到自然而从容，尽量与历史进程本身同步。时间本就是历史最重要的因素，缺少时间的观念，具体的历史场景、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就成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也就没有了历史感，谈不上历史的真实。而《百年中国》试图尽力为观众展现一个浑然一体的百年历史进程，一个绵延不绝的历史之旅。
一部较完整的历史，不仅在时间上是完整的，在内容上也是完整的。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

《《百年中国》：历史现场的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