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方民法探略
无限的私有权，这在东方不多。又如，罗马法对订立契约的限制很少，所涉范围十分广泛。但是，东方有些国家实行专卖制度，许多商品不可自由买卖，中国的茶、盐、铁等都在禁卖之内，这样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也就相对狭窄了。民法被称为是私法，调整对象是人们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它的私有程度和调整范围与民法的发达程度关系甚大，私有程度越高，调整范围越广，民法也就越发达，反之则较落后。罗马法又显胜一筹。
有多种原因促使东、西方民法原有格局发生了变化，但最为重要还是以下两点。第一，罗马的经济和商品交换都有过极盛时期。在三世纪前，罗马对世界的征服，使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与此同时，它的经济也大发展，贸易遍及三洲，连中国也卷入这一贸易圈，有人还用上了罗马的商品。《汉乐府·羽林郎》说：有的妇女“耳后大秦珠”，此处“大秦”即为罗马。与这样的贸易规模相比，东方国家只能甘拜下风。以罗马的经济为依托，罗马法迅速崛起。公元三世纪末草拟了《格里哥法典》和《格尔摩格尼安法典》，五世纪颁布了狄奥多西法典。到了六世纪的查士丁尼安统治时期，总汇了以往罗马的法律和著作，编纂成《查士丁尼安法典》、《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以后又将新敕令集成为《查士丁尼安新律》。十二世纪时，把以上四个部分统称为《民法大全》（亦称《国法大全》、《罗马法大全》）。它的产生不仅标志着罗马法已达到完备的阶段，还把世界民法水平推到一个新的顶点。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它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４８）第二，罗马的法学家对民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罗马涌现过一批享有盛名的法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有五位，他们是盖尤斯（Gaius）、伯比尼安（Papinianus）、保罗（Pwulus）、乌尔比安（Ulpianus）和莫迪斯蒂努斯（Modestinus）。他们对法律特别是民法进行了较深的研究，撰写了许多著作和论文，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受到罗马统治者的尊崇，他们的论述具有权威性，象法律一样有效。民法与法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相长，民法乘势大发展。他们的成果还为后人接受，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成了查士丁尼安《法学阶梯》的蓝本。与此同时，东方国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感兴趣的是刑法。法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刑法，不是民法，以致象唐代的法学家们那样在总结前人刑法学的基础上，又更上一层楼，撰编了《永徽律疏》（后称《唐律疏议》）那样闻名遐迩的刑法典。
古代西方民法的发展不平衡，罗马法是其中的优秀者，一些晚于它产生的民法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如它，法兰克王国民法是其中之一。法兰克王国建立于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此时的法律还只是习惯法，以后虽有发展，但总的来说，债权法不发达，远不如罗马法。（４９）
经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古代东、西方民法各有自己的全盛时期，从时间上来看，东方在前，西方在后，它们平分世界古代民法的秋色。因此，切不可贸然地抬高一方，压低另一方，而应具体分析，客观评说。
注释：
（１）（３）（６）（１０）（１５）（２２）（２４）（２９）《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９、１４、２５、３２、４４页。
（２）（１１）（２７）《新旧约全书》，圣公会印发，１９４０年版，第９３、１５０、２３８页。
（４）（７）（１６）（２８）（３０）《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商务印术馆，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１、４３、４７、４９、１１４页。
（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６４页。
（８）（１７）（２０）（３１）（３５）《＜罗斯法典＞译注》，兰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１１２、１１４、１２４页。
（９）《唐律疏议·户婚》“买奴婢牛马不立券”条“疏议”。
（１２）《希伯来法系被期立法之基本精神》，《法学丛刊》第二卷，第七、八期合刊，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５日，第２３页。
（１３）《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上册，中国人大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１６页。
（１４）（３３）参见：《中国古代民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４、１１９页。
（１８）《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中国社科院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７２页。
（１９）《唐律疏议·杂律》“负债违契不偿”条，《宋刑统·杂律》“受寄财物辄费用”门。
（２１）《唐律疏议·厩库》“官私畜损食物”条。
（２３）（３４）《摩奴法论》，中国社科院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５８、１９０页。
（２５）《古兰经》，中国社科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１页。
（２６）《唐令拾遗》，长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５页。
（３６）《宋刑统·户婚律》“户绝资产”门。
（３７）《巴比伦皇帝哈谟拉比与古巴比伦法解说》，中国人大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第９６页。
（３８）参见：《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页。
（３９）《周礼·秋官
（４０）《西周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６８页。
（４１）《太平御览》卷八二七。
（４２）《周礼·考工记·匠人》。
（４３）《周礼·地官·司市》。
（４４）参见：《中华商法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１３页。
（４５）参见：《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７－２８、９１－９２页。
（４６）《法学总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版。
（４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１卷，第４５４页。
（４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第１６９页。
（４９）参见：《日耳曼法简介》，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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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原因促使东、西方民法原有格局发生了变化，但最为重要还是以下两点。第一，罗马的经济和商品交换都有过极盛时期。在三世纪前，罗马对世界的征服，使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与此同时，它的经济也大发展，贸易遍及三洲，连中国也卷入这一贸易圈，有人还用上了罗马的商品。《汉乐府·羽林郎》说：有的妇女“耳后大秦珠”，此处“大秦”即为罗马。与这样的贸易规模相比，东方国家只能甘拜下风。以罗马的经济为依托，罗马法迅速崛起。公元三世纪末草拟了《格里哥法典》和《格尔摩格尼安法典》，五世纪颁布了狄奥多西法典。到了六世纪的查士丁尼安统治时期，总汇了以往罗马的法律和著作，编纂成《查士丁尼安法典》、《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以后又将新敕令集成为《查士丁尼安新律》。十二世纪时，把以上四个部分统称为《民法大全》（亦称《国法大全》、《罗马法大全》）。它的产生不仅标志着罗马法已达到完备的阶段，还把世界民法水平推到一个新的顶点。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它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４８）第二，罗马的法学家对民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罗马涌现过一批享有盛名的法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有五位，他们是盖尤斯（Gaius）、伯比尼安（Papinianus）、保罗（Pwulus）、乌尔比安（Ulpianus）和莫迪斯蒂努斯（Modestinus）。他们对法律特别是民法进行了较深的研究，撰写了许多著作和论文，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受到罗马统治者的尊崇，他们的论述具有权威性，象法律一样有效。民法与法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相长，民法乘势大发展。他们的成果还为后人接受，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成了查士丁尼安《法学阶梯》的蓝本。与此同时，东方国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感兴趣的是刑法。法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刑法，不是民法，以致象唐代的法学家们那样在总结前人刑法学的基础上，又更上一层楼，撰编了《永徽律疏》（后称《唐律疏议》）那样闻名遐迩的刑法典。
古代西方民法的发展不平衡，罗马法是其中的优秀者，一些晚于它产生的民法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如它，法兰克王国民法是其中之一。法兰克王国建立于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此时的法律还只是习惯法，以后虽有发展，但总的来说，债权法不发达，远不如罗马法。（４９）
经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古代东、西方民法各有自己的全盛时期，从时间上来看，东方在前，西方在后，它们平分世界古代民法的秋色。因此，切不可贸然地抬高一方，压低另一方，而应具体分析，客观评说。
注释：
（１）（３）（６）（１０）（１５）（２２）（２４）（２９）《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９、１４、２５、３２、４４页。
（２）（１１）（２７）《新旧约全书》，圣公会印发，１９４０年版，第９３、１５０、２３８页。
（４）（７）（１６）（２８）（３０）《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商务印术馆，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１、４３、４７、４９、１１４页。
（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６４页。
（８）（１７）（２０）（３１）（３５）《＜罗斯法典＞译注》，兰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１１２、１１４、１２４页。
（９）《唐律疏议·户婚》“买奴婢牛马不立券”条“疏议”。
（１２）《希伯来法系被期立法之基本精神》，《法学丛刊》第二卷，第七、八期合刊，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５日，第２３页。
（１３）《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上册，中国人大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１６页。
（１４）（３３）参见：《中国古代民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４、１１９页。
（１８）《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中国社科院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７２页。
（１９）《唐律疏议·杂律》“负债违契不偿”条，《宋刑统·杂律》“受寄财物辄费用”门。
（２１）《唐律疏议·厩库》“官私畜损食物”条。
（２３）（３４）《摩奴法论》，中国社科院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５８、１９０页。
（２５）《古兰经》，中国社科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１页。
（２６）《唐令拾遗》，长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５页。
（３６）《宋刑统·户婚律》“户绝资产”门。
（３７）《巴比伦皇帝哈谟拉比与古巴比伦法解说》，中国人大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第９６页。
（３８）参见：《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页。
（３９）《周礼·秋官
·朝士》
（４０）《西周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６８页。
（４１）《太平御览》卷八二七。
（４２）《周礼·考工记·匠人》。
（４３）《周礼·地官·司市》。
（４４）参见：《中华商法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１３页。
（４５）参见：《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７－２８、９１－９２页。
（４６）《法学总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版。
（４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１卷，第４５４页。
（４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第１６９页。
（４９）参见：《日耳曼法简介》，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９页。
《古代东方民法探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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