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近代中韩法制变革
权和无关税贸易。这标志着其法律制度已经丧失独立自主性，滑向了殖民地化。此后数年，朝鲜先后与美英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被纳入了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了。为了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朝鲜政府向日本派出了“朝士考察团”，“在日本视察了政府机关、各种产业结构以及造币等工厂。在70多天中，直接看到的新文明。他们回国以后，分别提交了复命书，促进了开化政策的推行。（35）这些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开化派”的人士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政变，虽然前后不过掌权三天，但其颁布的政纲14条还是值得注意的，其中的主要内容有：清算与清朝的从属关系、废除门阀和确立人民平等之权、处置贪官污吏、实行警察制度等。（36）从这些政策可以明显看到近代西方原则的影子，特别是废除门阀和确立人民平等之权、实行警察制度更标志朝鲜部分人士已经开始筹划构建近代法律制度。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以此为契机更深介入朝鲜内政，朴泳孝、徐光范等人回国参与政权，继续开化派的部分政治主张，实行乙未改革，重点对司法制度、地方制度和军事制度进行改革，使朝鲜朝近代化政治、司法体制迈向了决定性一步，而其政治、司法体系的日本化色彩更加强烈。
1897年10月12日，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899年颁布《大韩国国体》，特别强调皇帝的统治权，规定了皇帝掌握立法、行政、司法的全部权力。通过这次改革，韩国最终走向了日本殖民地的道路，韩国成为了日本的保护国，其法律体系也转向全盘日化，只有承认、支持日本在韩国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才能得到法律保护，而其余朝鲜人则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由此可见，韩国法律制度的脱中入西是在外力的威逼利诱下完成的，是以丧失主权为代价的，而不是韩国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因此，近代韩国法律体系与中国一样带有相当浓厚的殖民化色彩。
结语
西学在东方的中国和韩国传播的历史背景相同，两国对西学接受的过程是痛苦而漫长，对西学的认识也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简单照搬自然科学技术，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应，直到对旧体制残阳夕照的失望而转向全盘接受制度框架外的西学。而作为政治体制重要构成的法律制度，同步经历了被动接受西方法学思想，到最终对西方法律体系的认知。这种由封建宗法法律制度向有缺陷的近代西方法律体系的转变，虽然有其残酷和痛苦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其进步一面，这就是西学东渐、东西法律文化冲撞的最终结果。
（注释）
（1） 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申报馆代印1882版，p13）
（2） 张之洞：《劝学篇•• 外篇》
（3）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p264
（4）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商务印书馆1938年，p42）
（5） 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1
（6） Chang His-tung, " The Earliest Pha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to
China (1820-1852),"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5.1: 13 (July 1950): p. 14.
（7）（8）转引自王维俭《林则徐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考略》，中山大学学报1985。1
(9) E. Vattel, The Laws of Nations (New York 1796), p. 97.中译文见魏源，《海国图志》卷83。
(10) 《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第126－127页。
(11) 李抱宏：《中美外交关系》，p30
（12）丁韪良：《万国公法》，译者序，第3页。
（13）（14）（1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页。
（16）潘玉田 陈永刚：《中西文献交流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p166
（17）（18）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p. 234，235
（19）《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p639
（20）康有为：《请广译日
（21）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时务报》42册
（22）《译书难易辨》，《大陆》，1903年
（23）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1
（2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5）《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p7
（26）《大清光绪新法令》第20册，中华书局1986年，p1
（27）《大清新刑律》第10条
（28）张仁善：《清末礼法分离的社会动因和文化动因新探》，南京大学学报1995.4
（29）沈家本：《修正刑律草案》，转引自《中华文化通志• 法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p196
（30）《大清新刑律》第40条
（31）《芝峰类说》卷2，转引自邹振环《明清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
（32）《星胡塞说类选》（一）朝鲜古书刊行会1915年，p14－16，转引自邹振环《明清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
（33）《答安百顺问目》，《星湖先生文集》，骊江出版社1984年，p296
（34）《公法会通》，李庚植序，1896年朝鲜学部编辑局
（35）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p192
（36）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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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以此为契机更深介入朝鲜内政，朴泳孝、徐光范等人回国参与政权，继续开化派的部分政治主张，实行乙未改革，重点对司法制度、地方制度和军事制度进行改革，使朝鲜朝近代化政治、司法体制迈向了决定性一步，而其政治、司法体系的日本化色彩更加强烈。
1897年10月12日，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899年颁布《大韩国国体》，特别强调皇帝的统治权，规定了皇帝掌握立法、行政、司法的全部权力。通过这次改革，韩国最终走向了日本殖民地的道路，韩国成为了日本的保护国，其法律体系也转向全盘日化，只有承认、支持日本在韩国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才能得到法律保护，而其余朝鲜人则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由此可见，韩国法律制度的脱中入西是在外力的威逼利诱下完成的，是以丧失主权为代价的，而不是韩国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因此，近代韩国法律体系与中国一样带有相当浓厚的殖民化色彩。
结语
西学在东方的中国和韩国传播的历史背景相同，两国对西学接受的过程是痛苦而漫长，对西学的认识也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简单照搬自然科学技术，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应，直到对旧体制残阳夕照的失望而转向全盘接受制度框架外的西学。而作为政治体制重要构成的法律制度，同步经历了被动接受西方法学思想，到最终对西方法律体系的认知。这种由封建宗法法律制度向有缺陷的近代西方法律体系的转变，虽然有其残酷和痛苦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其进步一面，这就是西学东渐、东西法律文化冲撞的最终结果。
（注释）
（1） 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申报馆代印1882版，p13）
（2） 张之洞：《劝学篇•• 外篇》
（3）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p264
（4）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商务印书馆1938年，p42）
（5） 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1
（6） Chang His-tung, " The Earliest Pha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to
China (1820-1852),"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5.1: 13 (July 1950): p. 14.
（7）（8）转引自王维俭《林则徐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考略》，中山大学学报1985。1
(9) E. Vattel, The Laws of Nations (New York 1796), p. 97.中译文见魏源，《海国图志》卷83。
(10) 《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第126－127页。
(11) 李抱宏：《中美外交关系》，p30
（12）丁韪良：《万国公法》，译者序，第3页。
（13）（14）（1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页。
（16）潘玉田 陈永刚：《中西文献交流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p166
（17）（18）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p. 234，235
（19）《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p639
（20）康有为：《请广译日
本书派游学折》，《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p302
（21）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时务报》42册
（22）《译书难易辨》，《大陆》，1903年
（23）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1
（2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5）《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p7
（26）《大清光绪新法令》第20册，中华书局1986年，p1
（27）《大清新刑律》第10条
（28）张仁善：《清末礼法分离的社会动因和文化动因新探》，南京大学学报1995.4
（29）沈家本：《修正刑律草案》，转引自《中华文化通志• 法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p196
（30）《大清新刑律》第40条
（31）《芝峰类说》卷2，转引自邹振环《明清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
（32）《星胡塞说类选》（一）朝鲜古书刊行会1915年，p14－16，转引自邹振环《明清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
（33）《答安百顺问目》，《星湖先生文集》，骊江出版社1984年，p296
（34）《公法会通》，李庚植序，1896年朝鲜学部编辑局
（35）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p192
（36）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p204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韩法制变革(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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