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确乎不拔，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不动也。孟子亦有此学。”
在肯定孟子学说以心学为主的基础上，康有为进一步指出，孟子心学出身正统，在孔门的传承谱系中上而承接孔子，下而传续陆王，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对于这一点，他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孟子之学，心学也。宋儒陆象山与明儒王阳明之学，皆出自孟子。”正是对心的侧重使孟子在宋明理学中大行其道；或者说，重视心使孟子成为陆王心学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也成为孟子和宋明理学尤其是陆九渊、王守仁哲学的共同特征。在阐发孟子心学的过程中，康有为不仅将之与中国本土的陆王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相对接，而且与西方传人的心理学相提并论。他在《日本书目志》中指出，日本的心理学者中江原、伊藤维桢等人的思想源自王守仁，他们所讲的心理学却是纯然西方的，这是一种怪现象。其实，中国本土心理学昌盛，《孟子》书中的“养心”就是心理学，孟子的养心之学被包括陆九渊、王守仁在内的宋明理学家发扬光大。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和日本学者的错误在于不懂得中国的心学其实就是心理学，造成这一错误的重要原因就是不理解——至少是忽视了孟子的心学思想。
三、仁和不忍人之心
康有为认为尽管孔子的思想无所不包，却以仁为主，孟子的思想便是对孔子之仁的发挥。与此相联系，从追溯孟子思想的学术谱系开始，他一直突出孟子对仁的阐发，认定孟子的思想与孔子一样以仁为宗旨，不仅对仁的阐释最通达、简洁，而且所有主张都围绕着仁而展开——“其道一于仁而已”。于是，康有为再三断言：
一者仁也，无论乱世平世，只归于仁而已。此孟子第一义。孟子之道，本末分明，如大树之有根本枝叶，此其根本也。得此根本，余枝叶皆可推寻矣，学者宜留意焉。
而孟子讲仁义最精。
孟子谓：人者，仁也。此解最直接通达。
康有为强调，孟子对仁的阐释浅深远近、本末精粗无所不备，“深造自得于孔子仁之至理”。孟子对孔子之仁的阐发简洁明快，具体表现是将仁诠释为“不忍人之心”；《春秋》本仁，“上本天心”，孟子则用人的不忍人之心诠释孔子所讲的仁，不仅彰显了心的作用，而且用心将仁与天联系起来，用人之性、心贯通天道与人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一核而成参天之树，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孟子直指出圣人用心，为儒家治教之本，霹雳震雷，大声抉发。”“孟子传子思之道，故直指日：仁者人也。以人行仁，人人有相爱之心，人人有相为之事，推之人人皆同，故谓合人与仁即为道也。”康有为认为，孔子尚仁，不仅在治国路线上贵德而贱刑，而且将仁推广到政治、经济、伦理和教化等各个领域，即“封建、学校、井田，皆孔子制，皆由‘仁’字推出”。孔子内在于仁的这套思想被孟子发扬光大：在政治上，“民贵君轻，乃孔子升平之说耳”；在经济上，注重封建井田之制；在人性上，弘扬孝悌之道；在教化上，依凭发端于不忍人之心的仁政。这表明，仁是孟子思想的本质，仁政是仁的延续；孝悌、井田是仁在交往和经济方面的具体表现，也是仁的题中应有之义。
康有为十分重视孟子所讲的仁和不忍人之心，肯定其在孟子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他将孟子的仁学思想概括为“论治法，则本于不忍之仁，推心于亲亲、仁民、爱物，法乎尧舜之平世”。孟子对仁的解释不仅捍卫了孔教宗旨，而且由于不忍人之心的加入而使仁在政教等各方面得以贯彻。
四、民主思想
在康有为看来，孟子直接传承了孔子的民主思想，并且发扬光大，于是成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民主思想家。在他对孟子民主思想的解读中，可以发现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明，更可以体悟孟子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息息相通。在《日本书目志》中，他将西方的政治学与孔子之学——六经联系起来，在强调西方的政治学不出孔子范围，孔子所作的六经可以与西方的政治学相媲美的同时，指出西方政治学的核心理念与孟子的思想别无二致——从“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到“同民乐”与孟子所讲的“与民同欲，乐民乐，忧民忧，保民而王”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泰西自强之本，在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同民乐，此《春秋》重人、《孟子》所谓‘与民同欲，乐民乐，忧民忧，保民而王’也。”
进而言之，康有为将孟子的民主思想具体解释为以仁为本、养民保民，无论是孟子提倡的孝悌之道还是井田制都是仁政的具体内容，表现在政治上都是“与民同之”，这与西方的议院、选举制度完全相同。基于这种理解，康有为得出了如下结论：“孟子言治天下，皆由与民同之。此真孟子非常异议，全与西人议院民主之制同。”“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盖国之为国，聚民而成之，天生民而利乐之。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但民事众多，不能人人自为公共之事，必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公举，即为众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然总统得任群官，群官得任庶僚，所谓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也。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国皆行之，近于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孟子已早发明之。”
与此同时，康有为指出，孟子具有革命思想，孟子的革命思想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孔子立君臣之义，而《革》卦又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非常大义。孟子传孔子之学，故论每如此。”民主与革命密切相关，孔子基于民意立君臣之义，旨在表明一切制度、法令和举措都应该以民意为本，这正如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一样；深谙孔子微言大义的孟子自然能够领会孔子思想的“非常大义”，并且加以阐释和发挥。于是，革命思想便成为孟子民主思想的一部分。
五、大同之教
康有为认为，孔子的思想无所不包，既有由据乱世至升平世的小康之教，也有通往太平世的大同之教。大同之教以仁为主，孟子从有子、子游那里传承了孔子的大同之教。对此，他强调：“孟子多言仁，少言礼，大同也。苟子多言礼，少言仁，小康也。”康有为强调，孔子的思想以救世为初衷，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变通，故而远近大小精粗无所不包，三世皆在其中。孔子的后学却各自偏于一隅，孔子的亲授弟子就已经分裂为两派，有子、子游传统大同之教，曾子则传小康之教。作为战国孔门“二伯”的孟子、苟子则分别成为这两派的代表。对于康有为认定孟子传孔子的大同之教，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介绍说：“则大同教派之大师，庄子、孟子也。小康教派之大师，苟子也。”陆乃翔、陆敦骥的介绍也提供了证明：“孟子称尧、舜以民为贵，君为轻，又听国人之公议，一切与民同之，乃大同天下为公之法。先秦、西汉之儒，皆传荀子之学。荀子大攻子思、孟子者，故孟子之学不著，于是大同之道不明矣。”这个说法不仅证明了孟子作为大同派是孔学嫡传，而且在大同与小康之教的对立中佐证了孟子对于孔子之学的重要作用。由此便不难理解康有为极力推崇孟子，屡次盛赞孟子是孔门之龙树、保罗和捍卫师说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了 《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9929.html
在肯定孟子学说以心学为主的基础上，康有为进一步指出，孟子心学出身正统，在孔门的传承谱系中上而承接孔子，下而传续陆王，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对于这一点，他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孟子之学，心学也。宋儒陆象山与明儒王阳明之学，皆出自孟子。”正是对心的侧重使孟子在宋明理学中大行其道；或者说，重视心使孟子成为陆王心学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也成为孟子和宋明理学尤其是陆九渊、王守仁哲学的共同特征。在阐发孟子心学的过程中，康有为不仅将之与中国本土的陆王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相对接，而且与西方传人的心理学相提并论。他在《日本书目志》中指出，日本的心理学者中江原、伊藤维桢等人的思想源自王守仁，他们所讲的心理学却是纯然西方的，这是一种怪现象。其实，中国本土心理学昌盛，《孟子》书中的“养心”就是心理学，孟子的养心之学被包括陆九渊、王守仁在内的宋明理学家发扬光大。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和日本学者的错误在于不懂得中国的心学其实就是心理学，造成这一错误的重要原因就是不理解——至少是忽视了孟子的心学思想。
三、仁和不忍人之心
康有为认为尽管孔子的思想无所不包，却以仁为主，孟子的思想便是对孔子之仁的发挥。与此相联系，从追溯孟子思想的学术谱系开始，他一直突出孟子对仁的阐发，认定孟子的思想与孔子一样以仁为宗旨，不仅对仁的阐释最通达、简洁，而且所有主张都围绕着仁而展开——“其道一于仁而已”。于是，康有为再三断言：
一者仁也，无论乱世平世，只归于仁而已。此孟子第一义。孟子之道，本末分明，如大树之有根本枝叶，此其根本也。得此根本，余枝叶皆可推寻矣，学者宜留意焉。
而孟子讲仁义最精。
孟子谓：人者，仁也。此解最直接通达。
康有为强调，孟子对仁的阐释浅深远近、本末精粗无所不备，“深造自得于孔子仁之至理”。孟子对孔子之仁的阐发简洁明快，具体表现是将仁诠释为“不忍人之心”；《春秋》本仁，“上本天心”，孟子则用人的不忍人之心诠释孔子所讲的仁，不仅彰显了心的作用，而且用心将仁与天联系起来，用人之性、心贯通天道与人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一核而成参天之树，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孟子直指出圣人用心，为儒家治教之本，霹雳震雷，大声抉发。”“孟子传子思之道，故直指日：仁者人也。以人行仁，人人有相爱之心，人人有相为之事，推之人人皆同，故谓合人与仁即为道也。”康有为认为，孔子尚仁，不仅在治国路线上贵德而贱刑，而且将仁推广到政治、经济、伦理和教化等各个领域，即“封建、学校、井田，皆孔子制，皆由‘仁’字推出”。孔子内在于仁的这套思想被孟子发扬光大：在政治上，“民贵君轻，乃孔子升平之说耳”；在经济上，注重封建井田之制；在人性上，弘扬孝悌之道；在教化上，依凭发端于不忍人之心的仁政。这表明，仁是孟子思想的本质，仁政是仁的延续；孝悌、井田是仁在交往和经济方面的具体表现，也是仁的题中应有之义。
康有为十分重视孟子所讲的仁和不忍人之心，肯定其在孟子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他将孟子的仁学思想概括为“论治法，则本于不忍之仁，推心于亲亲、仁民、爱物，法乎尧舜之平世”。孟子对仁的解释不仅捍卫了孔教宗旨，而且由于不忍人之心的加入而使仁在政教等各方面得以贯彻。
四、民主思想
在康有为看来，孟子直接传承了孔子的民主思想，并且发扬光大，于是成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民主思想家。在他对孟子民主思想的解读中，可以发现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明，更可以体悟孟子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息息相通。在《日本书目志》中，他将西方的政治学与孔子之学——六经联系起来，在强调西方的政治学不出孔子范围，孔子所作的六经可以与西方的政治学相媲美的同时，指出西方政治学的核心理念与孟子的思想别无二致——从“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到“同民乐”与孟子所讲的“与民同欲，乐民乐，忧民忧，保民而王”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泰西自强之本，在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同民乐，此《春秋》重人、《孟子》所谓‘与民同欲，乐民乐，忧民忧，保民而王’也。”
进而言之，康有为将孟子的民主思想具体解释为以仁为本、养民保民，无论是孟子提倡的孝悌之道还是井田制都是仁政的具体内容，表现在政治上都是“与民同之”，这与西方的议院、选举制度完全相同。基于这种理解，康有为得出了如下结论：“孟子言治天下，皆由与民同之。此真孟子非常异议，全与西人议院民主之制同。”“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盖国之为国，聚民而成之，天生民而利乐之。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但民事众多，不能人人自为公共之事，必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公举，即为众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然总统得任群官，群官得任庶僚，所谓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也。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国皆行之，近于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孟子已早发明之。”
与此同时，康有为指出，孟子具有革命思想，孟子的革命思想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孔子立君臣之义，而《革》卦又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非常大义。孟子传孔子之学，故论每如此。”民主与革命密切相关，孔子基于民意立君臣之义，旨在表明一切制度、法令和举措都应该以民意为本，这正如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一样；深谙孔子微言大义的孟子自然能够领会孔子思想的“非常大义”，并且加以阐释和发挥。于是，革命思想便成为孟子民主思想的一部分。
五、大同之教
康有为认为，孔子的思想无所不包，既有由据乱世至升平世的小康之教，也有通往太平世的大同之教。大同之教以仁为主，孟子从有子、子游那里传承了孔子的大同之教。对此，他强调：“孟子多言仁，少言礼，大同也。苟子多言礼，少言仁，小康也。”康有为强调，孔子的思想以救世为初衷，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变通，故而远近大小精粗无所不包，三世皆在其中。孔子的后学却各自偏于一隅，孔子的亲授弟子就已经分裂为两派，有子、子游传统大同之教，曾子则传小康之教。作为战国孔门“二伯”的孟子、苟子则分别成为这两派的代表。对于康有为认定孟子传孔子的大同之教，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介绍说：“则大同教派之大师，庄子、孟子也。小康教派之大师，苟子也。”陆乃翔、陆敦骥的介绍也提供了证明：“孟子称尧、舜以民为贵，君为轻，又听国人之公议，一切与民同之，乃大同天下为公之法。先秦、西汉之儒，皆传荀子之学。荀子大攻子思、孟子者，故孟子之学不著，于是大同之道不明矣。”这个说法不仅证明了孟子作为大同派是孔学嫡传，而且在大同与小康之教的对立中佐证了孟子对于孔子之学的重要作用。由此便不难理解康有为极力推崇孟子，屡次盛赞孟子是孔门之龙树、保罗和捍卫师说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了 《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