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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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进而指出，小康之教是专制主义，大同之教是平等主义；孟子传承了孔子的太平、大同之教，自由、平等便成为孟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他解释并论证说：“孟子探原于天，尊其魂而贱其魄，以人性之灵明皆善，此出于天生，而非禀于父母者。厚待于人，舍其恶而称其善，以人性之质点可为善，则可谓性为善，推之青云之上，而人不可甘隳于尘土也。盖天之生物，人为最贵，有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作为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思想以仁为主，侧重民主政治。这些都与自主、平等密不可分。仁最基本的内容是自主、平等，自主、平等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内容中，康有为特别强调孟子的所有思想都接续了孔子《春秋》大一统的衣钵，传承了大同学说。因为大同社会是“所愿皆获”的极乐世界，是全球共享自由、平等的乐园，也是自主、平等的实现。至此可见，如果说仁是孟子思想的主旨的话，那么，这一主旨则决定了自主、平等、大同是其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六、对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以孔释孟的典型，他对孟子的身份定位和思想阐释皆受制于对孔子的推崇和对孔子思想内涵的界定。这一立场决定了康有为基本上是在孔学范畴内理解和阐释孟子思想的，正如他依据自己的孔教观对其他先秦诸子予以不同的学术归属和褒贬一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康有为推崇孟子的过程也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孟子的思想予以重新发掘和诠释的过程，这使孟子具有了显著的近代特征和不同以往的崭新内容。在始终强调孟子是孔学嫡传的前提下，康有为关注孟子与其他思想的相通性和兼容性，这主要表现为孟子与墨子、庄子、佛学以及西方思想的圆融、相通。康有为十分重视孟子思想的开放性，尤其突出孟子与佛教思想的相通。其实，与佛教相通并非孟子思想的独特性，康有为视界中的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大都如此。所不同的是，孟子的思想直指本心，与佛教的禅宗更近：“孟子用六祖之法，直指本心，即心是佛也。”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孟子长于心学的认识，康有为在指出孟子与宋明理学密切相关的同时强调孟子与佛教——特别是与即心即佛的禅宗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甚至断定孟子得以在宋明理学中盛行是由于佛教的原因——孟子所讲的心、性善说与佛教所讲的佛和佛性别无二致。于是，他反复宣称：“宋学皆兼禅学，即本于孟子之心学。”“孟子性善之说，所以大行于宋儒者，皆由佛氏之故。盖宋儒佛学大行，专言即心即佛，与孟子性善暗合。”康有为强调孟子与佛学相关，宋明理学人佛与孟子不无关系。就孟子的性善说与佛教所讲的佛性密切相关而言，孟子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是全面的。
　　
　　与此同时，康有为将孟子置于全球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在将孟子喻为孔门龙树、保罗的同时，比喻为传扬老师苏格拉底学说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
　　
　　及索格底出，则为道德之宗。其弟子伯拉多，再传亚利士滔图，皆守其说。而亚利士滔图兼及物理学，而攻诡辩之教，怀疑之教，与孟子略同矣。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相去甚远。康有为一再从道德之宗的角度指出孔子与苏格拉底相似，对作为孔子后学的孟子则一会儿比喻为柏拉图，一会儿比喻为亚里士多德。在此，康有为将孟子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联系起来，旨在突出孟子是“孔子后学之大宗”。其实，无论比喻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是从力辟他学，捍卫而坚守师说的角度立论的，这证明了孟子力辟异端的巨大作用，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孟子的思想与西方思想相通。
　　
　　强调孟子与非儒思想的相通性也就肯定了孟子思想的开放性，这是孟子面对全球化走向世界的前提，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孟子与西方思想的相通、相合。在这方面，康有为明确指出，孟子的心学就是西方的心理学，孟子的与民同乐就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等等便是明证。进而言之，在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释中，无论是理论的视界融合还是自由、平等、民主理念的注入都预示了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
　　
　　综上所述，康有为对孟子予以诠释的过程是对孟子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和重新解释的过程，也是赋予其全新内容的过程。因此，在肯定孟子思想出自孔子的同时，他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并不囿于孔子、儒家或中国本土文化，而是以发挥微言大义为主，融合了多种思想要素，如自由、平等和大同学说、心学和民主思想等等。可以看到，康有为视界中的孟子无论形象还是思想都与以往具有明显差异，这些也可以理解为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创新。这推动了孟子以及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是孟子走向近代、面向世界的最初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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