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社会”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
此，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两大使命的思考成为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前提。但总体上来讲，当时的战争和政权更迭占据了主流，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尽管可以造成事实的权力衰弱，但同时缺乏对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有力支持，也使得社会工作的发展乏力。这一阶段的社会工作方法基本上还是限制在教会组织及其孵化的社会赈灾和救济组织中；传统的同乡会和慈善堂仍然沿用着救济资助的模式。
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发展体现在知识体系的系统引入方面。以燕京大学为代表，1920年步济时（John.Stewart.Burgess）创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在1925年又将该系改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并于1926年成立研究院，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紧随其后，其他教会学校如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学院等也纷纷开设该专业。至此，国内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体制在高校层面进入正轨。由于是系统引入西方的社会工作教育体制，当时的专业人才培养无论是在理论教学还是实习实践上都已经接近完善，并且在课程设置上还进行了本土化的探讨和安排。这些无论是在当时的教材还是一些专业文章的讨论中都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与此相同步，社会工作的学术研究也在步济时的推动下逐步展开，成为当时社会学界研究的一个分支。
但殊为遗憾的是，这一阶段总体上社会工作无论是实务还是理论，都没有产生与同时代西方发达社会工作角色地位相匹配的影响。诚如王思斌（2012）教授所言：“从1925年燕京大学建立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后到40年代末，社会工作的成果并不丰厚。”至少在三个领域，当时的社会工作是处在“夹缝”和“从属地位”的：第一个领域，在教会组织的慈善和福利事业中，具有专业特征的“个案工作”实际上很少被采用，关于风气改良和社会救助的工作，更多采取的是社区发展的模式，而这种综合了救济、赈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的模式更多是和乡村建设结合在一起的，一般不要求工作人员的专业资质和专业技术，因此并没有与专业和职业相联系，只有少数类似于“步济时”这样具备专业背景的知识精英介入。因此，社会工作在这一阶段的教会活动中并非作为主要的理念和专业技术推进的；第二个领域是国内本土的社会组织，多以民主政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为主题，即便是从事社会改良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以社区教育和生计服务为主，从属于广义范围的“社会工作”或者“社区发展”，还是缺乏较为专业的介入。第三个领域是国内的高等教育领域，虽然在燕京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沪江大学等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但言心哲（ 1944:241）曾指出，“以往对于社会事业和社会行政人才的训练，则未尝注意，以往国内各大学之社会学系中虽偶有关于社会事业课程的开设，而科目甚少，期望甚短，又因师资与教材缺乏，成效亦未显著。”许仕廉（ 1929）也曾经在其《建设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步骤和方法》一文中谈到，“社会事业界缺乏人才，譬如北平社会局成立时，缺乏专门人才，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时时刻刻要我帮他们位置相当人物，担任重要责任。其他公私社会事业机关，莫不有同样的困难。”造成这种现象固然有社会工作教育起步较晚，缺乏系统、规模的人才培养机制的因素，同时也和整体上的职业化专业程度不足，形不成人才培养和就业市场的对接机制有关系。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纳入政府社会行政系统之前，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地位已经在逐渐确立。同样是在其《建设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步骤和方法》一文中，许仕廉（ 1929）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工作与社会事业（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包括三部：（一）心理建设；（二）社会建设；（三）实业建设。我们虽不必论那三本书的内容，总之心理与社会建设是中山‘建国方略’的两大部分。社会学的应用方面，就包括心理和社会建设两部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工作，或者他口中的社会事业，正属于社会学的应用分支。许仕廉的看法在当时的知识精英中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也即“国家”治理重在“心理与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而“社会建设”所需要的理念、方法以及技术恰恰是社会工作专业所能提供的。这种提法就在“国家”和“社会”中搭建了一种可以“承上启下”的工作路径，也即“国家”和“社会”实际上可以在作为治国方略的“社会建设”方面经由“社会工作”的知识和技术中介达到统一和协调。
三、“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系统化尝试
许仕廉只是在学理和逻辑上有了将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相结合的提法，真正将这种提法串联和嫁接起来的是后继的《社会建设》杂志，以及围绕这一杂志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发刊词中，该刊物已经明确了将统合社会学和社会技术专家，研究社会建设的学理和实践，并且着重强调了社会事业和社会行政对于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当时活跃在该刊物的知识精英包括孙本文、李安宅、朱亦松、言心哲、李剑华等老一辈的社会工作专家。该刊物1944年发刊，一直围绕着社会事业和社会行政对社会建设的作用机制进行学理和实践探索，刊发了大量的专业研究，实际上成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建设的一个对话平台。更值得关注度的是，彭秀良在其研究中曾指出，当时以社会工作为主题的刊物实际上还有一个，那就是同在1944年创刊的《社会工作通讯》。彭秀良认为，该刊“以阐扬本党社会政策，诠释社政法令，研究社工方法，检讨社工绩效，报道社工消息，汇集社工资料，并为社工人员解释疑难辅导进修为主旨”（该刊发刊词），设有专论、工作报告、法令文献、统计资料、社工消息和图书述评等栏目。这是近代中国最早以“社会工作”命名的刊物，意味着社会工作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标志，社会工作在中国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彭秀良，2012）。该刊物于1948年5月并入《社会建设》，至此《社会建设》杂志不仅成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统和的综合期刊，同时成为被官方认可的学者与政府对话的一个平台，其专业合法性地位得到了空前提升。同时，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工作讨论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形成了一个中间地带，带有了一定的“公共领域”性质。
同时，这一刊物刊发的文献以及社会工作通讯报道部分来看，有两个典型的证据表明社会工作已经被纳入“国家治理”的宏观框架中：一是专业资质在“社会部”的社会行政法规及其工作流程中被强调。比如1948年《社会建设》第 《“国家一社会”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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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发展体现在知识体系的系统引入方面。以燕京大学为代表，1920年步济时（John.Stewart.Burgess）创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在1925年又将该系改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并于1926年成立研究院，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紧随其后，其他教会学校如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学院等也纷纷开设该专业。至此，国内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体制在高校层面进入正轨。由于是系统引入西方的社会工作教育体制，当时的专业人才培养无论是在理论教学还是实习实践上都已经接近完善，并且在课程设置上还进行了本土化的探讨和安排。这些无论是在当时的教材还是一些专业文章的讨论中都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与此相同步，社会工作的学术研究也在步济时的推动下逐步展开，成为当时社会学界研究的一个分支。
但殊为遗憾的是，这一阶段总体上社会工作无论是实务还是理论，都没有产生与同时代西方发达社会工作角色地位相匹配的影响。诚如王思斌（2012）教授所言：“从1925年燕京大学建立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后到40年代末，社会工作的成果并不丰厚。”至少在三个领域，当时的社会工作是处在“夹缝”和“从属地位”的：第一个领域，在教会组织的慈善和福利事业中，具有专业特征的“个案工作”实际上很少被采用，关于风气改良和社会救助的工作，更多采取的是社区发展的模式，而这种综合了救济、赈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的模式更多是和乡村建设结合在一起的，一般不要求工作人员的专业资质和专业技术，因此并没有与专业和职业相联系，只有少数类似于“步济时”这样具备专业背景的知识精英介入。因此，社会工作在这一阶段的教会活动中并非作为主要的理念和专业技术推进的；第二个领域是国内本土的社会组织，多以民主政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为主题，即便是从事社会改良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以社区教育和生计服务为主，从属于广义范围的“社会工作”或者“社区发展”，还是缺乏较为专业的介入。第三个领域是国内的高等教育领域，虽然在燕京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沪江大学等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但言心哲（ 1944:241）曾指出，“以往对于社会事业和社会行政人才的训练，则未尝注意，以往国内各大学之社会学系中虽偶有关于社会事业课程的开设，而科目甚少，期望甚短，又因师资与教材缺乏，成效亦未显著。”许仕廉（ 1929）也曾经在其《建设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步骤和方法》一文中谈到，“社会事业界缺乏人才，譬如北平社会局成立时，缺乏专门人才，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时时刻刻要我帮他们位置相当人物，担任重要责任。其他公私社会事业机关，莫不有同样的困难。”造成这种现象固然有社会工作教育起步较晚，缺乏系统、规模的人才培养机制的因素，同时也和整体上的职业化专业程度不足，形不成人才培养和就业市场的对接机制有关系。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纳入政府社会行政系统之前，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地位已经在逐渐确立。同样是在其《建设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步骤和方法》一文中，许仕廉（ 1929）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工作与社会事业（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包括三部：（一）心理建设；（二）社会建设；（三）实业建设。我们虽不必论那三本书的内容，总之心理与社会建设是中山‘建国方略’的两大部分。社会学的应用方面，就包括心理和社会建设两部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工作，或者他口中的社会事业，正属于社会学的应用分支。许仕廉的看法在当时的知识精英中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也即“国家”治理重在“心理与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而“社会建设”所需要的理念、方法以及技术恰恰是社会工作专业所能提供的。这种提法就在“国家”和“社会”中搭建了一种可以“承上启下”的工作路径，也即“国家”和“社会”实际上可以在作为治国方略的“社会建设”方面经由“社会工作”的知识和技术中介达到统一和协调。
三、“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系统化尝试
许仕廉只是在学理和逻辑上有了将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相结合的提法，真正将这种提法串联和嫁接起来的是后继的《社会建设》杂志，以及围绕这一杂志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发刊词中，该刊物已经明确了将统合社会学和社会技术专家，研究社会建设的学理和实践，并且着重强调了社会事业和社会行政对于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当时活跃在该刊物的知识精英包括孙本文、李安宅、朱亦松、言心哲、李剑华等老一辈的社会工作专家。该刊物1944年发刊，一直围绕着社会事业和社会行政对社会建设的作用机制进行学理和实践探索，刊发了大量的专业研究，实际上成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建设的一个对话平台。更值得关注度的是，彭秀良在其研究中曾指出，当时以社会工作为主题的刊物实际上还有一个，那就是同在1944年创刊的《社会工作通讯》。彭秀良认为，该刊“以阐扬本党社会政策，诠释社政法令，研究社工方法，检讨社工绩效，报道社工消息，汇集社工资料，并为社工人员解释疑难辅导进修为主旨”（该刊发刊词），设有专论、工作报告、法令文献、统计资料、社工消息和图书述评等栏目。这是近代中国最早以“社会工作”命名的刊物，意味着社会工作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标志，社会工作在中国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彭秀良，2012）。该刊物于1948年5月并入《社会建设》，至此《社会建设》杂志不仅成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统和的综合期刊，同时成为被官方认可的学者与政府对话的一个平台，其专业合法性地位得到了空前提升。同时，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工作讨论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形成了一个中间地带，带有了一定的“公共领域”性质。
同时，这一刊物刊发的文献以及社会工作通讯报道部分来看，有两个典型的证据表明社会工作已经被纳入“国家治理”的宏观框架中：一是专业资质在“社会部”的社会行政法规及其工作流程中被强调。比如1948年《社会建设》第 《“国家一社会”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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