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社会”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
“国家一社会”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
作者/张岭泉
王思斌教授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新近重印民国时期社会工作专著和教材所做的丛书序言《走进应该留意的历史》中指出：“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时直接从美国、我国香港地区引入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而这些理论和知识跨越了中国社会工作被取消以后的一段历史空间……于是，中国原来的社会工作知识好像已经‘完全过时’，所以少有问津。”实际上，自20世纪初社会工作引入中国，直到该专业被取消，这段历史中，无论是知识体系、专业教育还是社工实务，都曾经取得过一定的成绩。河北教育出版社整理重印的4本书——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和朱亦松的《社会政策》，基本上可以作为那一时期社会工作发展的记录和总结。鉴于专业恢复以来，在教育和本土化研究中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社会工作历史发展关注的缺失，我们组织国内对该问题较为关注并且有所研究的几位学者，对这一段历史及其研究的意义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界对历史研究的热忱。我们相信，这段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学科的系统化，并且能够对当前的本土化研究和职业化实践有所助益。（林顺利）
张岭泉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保定071002）
【摘要】 “国家一社会”视野中，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此消彼长”为社会工作营造了引入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前提条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工作在教会组织的慈善和福利事业、国内本土的社会组织、国内的高等教育三个领域内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夹缝生存”的状态；在民国后期，其合法性的获得在于被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纳入到“社会建设”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互动框架中，“社会工作”成为国家治理工具。
【关键字】 “国家一社会”视野 民国社会 工作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 2012） 10-0004-03
DOI: 10. 3969/j. issn. 1672-4828. 2012.10.001
用“国家一社会”的权力关系框架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肇始于西方的汉学界。而在杨念群（ 2011:22）看来，这种以“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为核心概念的研究工具的普及，大致受两种因素影响：一是1989年波及全球的社会主义危机所导致的理论话语的变迁，一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的影响。自萧邦齐（R.KP´Ith Schoppa）的研究开始，孔飞力（ PhilipKuhn）、兰金（Mary。B.Rankin）和罗威廉（Wiliam.T.Rowe）的研究逐渐系统化。尽管其适用性存在争议，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但对于中国近代的政权更迭和政治社会的变迁，这一框架的解释力目前来看是最突出的。在这一框架的话语体系中，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史实际上是那个阶段“改造传统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合法性和社会支持力量”（邓正来、景跃进，2011:2）的社会运动中极微小的一个缩影。
一、“国家”与“社会”的此消彼长
在邓正来和景跃进（ 2011:3）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困境在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要避免立基于原有结构的政府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运用以及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或者说，要避免因政治危机而引起的社会失序或动乱，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政府权威因其不具有外部社会制约或因社会失序而出现的向传统“回归”。其实这就注定了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类似于西方某些政治和社会结构上所主张和宣称的要呈现出一种“对抗关系”，而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化也取决于不同社团、群体和组织共同建立具有对彼此都具有约束力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共识。”（杨念群，2011:34）实际上，笔者认为，自洋务运动开始到民国政府的成立，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和开明乡绅的批判以及诸种社会运动，实际上都在寻求一种和政府的一致性，都在积极致力于推动国家权力的让步和社会的改良。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实际造成的是具有本土和时代双重特色的局面：一是来自外部的“亡国灭种”的殖民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的整合，掩盖和压制了那些可能的对抗因素；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都存在着实现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双方在权力格局的此消彼长中尝试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引入国家治理中。但总体来看，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必然是逐步放松和让渡国家权力，培育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在这二者之间实现一种均衡。(社会学论文 fanwen.oyaya.net)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整体上的制度变迁，为社会工作引入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20世纪初，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已经拓展到社会调查、社会救助、社会风气改良、社区教育等领域，在实际上开拓了社会工作实务的雏形。与此同时，这些新的社会慈善和救助方式也激发和孵化了当时本土的一些社会组织进行有益的尝试，并且开始影响“官办”的福利机构。
二、“夹缝生存”到合法性获得
民国初期的“国家”权力的衰落是和政权初建以及战乱频频密切相关的，但是在孙中山为首的新兴民族资本主义新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对民主的呼声和政治精英要求参与治理的意愿表达已经成为潮流和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的制度资源成为拿来治疗和改良“国家”和“社会”的“良方”。在这一阶段初期，社会工作的教会背景曾经遭遇了一些阻力，比如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始终存在的排外情绪；但留学归来的知识精英和日益崛起的商业精英以及地方乡绅对变革的推动力和影响力已经逐渐加强，改良社会和救济灾民的客观需求同时存在。因 《“国家一社会”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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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岭泉
王思斌教授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新近重印民国时期社会工作专著和教材所做的丛书序言《走进应该留意的历史》中指出：“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时直接从美国、我国香港地区引入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而这些理论和知识跨越了中国社会工作被取消以后的一段历史空间……于是，中国原来的社会工作知识好像已经‘完全过时’，所以少有问津。”实际上，自20世纪初社会工作引入中国，直到该专业被取消，这段历史中，无论是知识体系、专业教育还是社工实务，都曾经取得过一定的成绩。河北教育出版社整理重印的4本书——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和朱亦松的《社会政策》，基本上可以作为那一时期社会工作发展的记录和总结。鉴于专业恢复以来，在教育和本土化研究中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社会工作历史发展关注的缺失，我们组织国内对该问题较为关注并且有所研究的几位学者，对这一段历史及其研究的意义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界对历史研究的热忱。我们相信，这段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学科的系统化，并且能够对当前的本土化研究和职业化实践有所助益。（林顺利）
张岭泉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保定071002）
【摘要】 “国家一社会”视野中，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此消彼长”为社会工作营造了引入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前提条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工作在教会组织的慈善和福利事业、国内本土的社会组织、国内的高等教育三个领域内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夹缝生存”的状态；在民国后期，其合法性的获得在于被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纳入到“社会建设”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互动框架中，“社会工作”成为国家治理工具。
【关键字】 “国家一社会”视野 民国社会 工作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 2012） 10-0004-03
DOI: 10. 3969/j. issn. 1672-4828. 2012.10.001
用“国家一社会”的权力关系框架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肇始于西方的汉学界。而在杨念群（ 2011:22）看来，这种以“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为核心概念的研究工具的普及，大致受两种因素影响：一是1989年波及全球的社会主义危机所导致的理论话语的变迁，一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的影响。自萧邦齐（R.KP´Ith Schoppa）的研究开始，孔飞力（ PhilipKuhn）、兰金（Mary。B.Rankin）和罗威廉（Wiliam.T.Rowe）的研究逐渐系统化。尽管其适用性存在争议，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但对于中国近代的政权更迭和政治社会的变迁，这一框架的解释力目前来看是最突出的。在这一框架的话语体系中，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史实际上是那个阶段“改造传统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合法性和社会支持力量”（邓正来、景跃进，2011:2）的社会运动中极微小的一个缩影。
一、“国家”与“社会”的此消彼长
在邓正来和景跃进（ 2011:3）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困境在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要避免立基于原有结构的政府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运用以及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或者说，要避免因政治危机而引起的社会失序或动乱，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政府权威因其不具有外部社会制约或因社会失序而出现的向传统“回归”。其实这就注定了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类似于西方某些政治和社会结构上所主张和宣称的要呈现出一种“对抗关系”，而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化也取决于不同社团、群体和组织共同建立具有对彼此都具有约束力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共识。”（杨念群，2011:34）实际上，笔者认为，自洋务运动开始到民国政府的成立，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和开明乡绅的批判以及诸种社会运动，实际上都在寻求一种和政府的一致性，都在积极致力于推动国家权力的让步和社会的改良。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实际造成的是具有本土和时代双重特色的局面：一是来自外部的“亡国灭种”的殖民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的整合，掩盖和压制了那些可能的对抗因素；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都存在着实现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双方在权力格局的此消彼长中尝试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引入国家治理中。但总体来看，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必然是逐步放松和让渡国家权力，培育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在这二者之间实现一种均衡。(社会学论文 fanwen.oyaya.net)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整体上的制度变迁，为社会工作引入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20世纪初，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已经拓展到社会调查、社会救助、社会风气改良、社区教育等领域，在实际上开拓了社会工作实务的雏形。与此同时，这些新的社会慈善和救助方式也激发和孵化了当时本土的一些社会组织进行有益的尝试，并且开始影响“官办”的福利机构。
二、“夹缝生存”到合法性获得
民国初期的“国家”权力的衰落是和政权初建以及战乱频频密切相关的，但是在孙中山为首的新兴民族资本主义新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对民主的呼声和政治精英要求参与治理的意愿表达已经成为潮流和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的制度资源成为拿来治疗和改良“国家”和“社会”的“良方”。在这一阶段初期，社会工作的教会背景曾经遭遇了一些阻力，比如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始终存在的排外情绪；但留学归来的知识精英和日益崛起的商业精英以及地方乡绅对变革的推动力和影响力已经逐渐加强，改良社会和救济灾民的客观需求同时存在。因 《“国家一社会”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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