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造型理论在社会文化中的实践意义
自我造型理论在社会文化中的实践意义
作者/ 杜伟 秦敏
一、引 言
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elt.1943- )是美国哈佛大学人文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成员,专门从事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前沿性学术研究。他是美国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领军人物,也是“自我造型(self - fashioning)”理论的首倡者。“自我造型”理论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沃尔特·罗利爵士:文艺复兴时期的男子和角色》,之后格林布拉特在著作《文艺复兴的自我造型》中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自我造型”理论。本文试图通过对“自我造型”理论的描述和分析,洞悉该理论的实践意义,进而把握“自我造型”理论分析视角的独特魅力。
二、理论概述
“自我造型”理论最初是由格林布拉特和他的同事们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的过程中逐渐总结和完善起来的。格林布拉特认为,人类的自我是一个社会化构建的过程。人类的自我是在人类文化结构中文本之间相互流动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塑造的。在格林布拉特看来,人是文本,具有互文性,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构成文化,而“自我造型”则是文本之间的相互流动的结果,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他人,同时也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自我造型的过程是作者通过虚构的文本事件,阐述本人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实现自我“塑造”的过程,同时,在文本的流动过程中对读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塑形”。因此,自我造型理论试图通过对文本的书写、分析和阐述,着重说明文本对个体和他者的“塑造”所产生的作用。换而言之, “自我造型”意在强调文化和文学通过文本的流动对人的塑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三、自我造型视角下的文学人物透析
(一)《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形象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时常用诗词来宣泄自己的离别情绪,她所描写的多是些死、老、衰等消极的景象。比如,“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怜春忽至闹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形象地表达了林黛玉对爱情的伤感和猜疑;“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体现了林黛玉借物抒情、睹物思人的多愁善感和对自己命运多舛、前途未卜的迷茫。林黛玉将自己的消极情绪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自己的诗句中,同时这种消极情绪不断地反作用于她的思想和行为,使其思维方式越来越消极——喜散不喜聚,喜静不喜动。林黛玉就是在这种文本间的互动中不断地重塑着自己,敢爱不敢言,将自己的爱情寄托于文本,在文本中逐渐将自我解构,最后为自己的爱情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二)林黛玉的悲剧——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我造型”表面上看是人类自身的建构过程,但是从深层意义上来讲,“自我造型”的背后反映的是相互作用的文本之间相关的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格林布拉特认为,人类的自我是一个社会化构建的过程。人的本质不是固定的、整体的,而是不确定的、不连贯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合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处于文本互动中的个体始终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林黛玉消极意识的塑造,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林黛玉从小被当做男孩子来抚养,一直酷爱读书,深受当时封建思想的毒害和束缚。虽然我们在林黛玉的身上隐隐约约看到了女性意识的萌芽,但这并没有发展成为其自身的主导思想,更不可能将其付诸实践。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由恋爱毫无可能,这也是酿成林黛玉爱情悲剧的重要推动力。林黛玉深知自己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只好整天以泪洗面,直到生命的终结。在封建社会中,贾宝玉作为贾府的宠儿,可以享受一夫多妻的特权,在这种封建文化的塑造和朦胧的自我意识的反复较量中,林黛玉爱得炙热,也爱得痛苦,内心充满了嫉妒、恐惧和猜忌。在封建社会,婚姻是父母之命,林黛玉对自己的爱情没有绝对的自主权,尽管宝、黛的感情在贾府众所周知,但是贾母心中的理想人选并非林黛玉,最终贾母撮合贾宝玉和薛宝钗,牺牲了林黛玉,林黛玉满腔悲愤,离开了人间。从自我造型理论的角度来看,林黛玉朦胧的女性意识与封建文化的侵蚀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造成的对贾宝玉的反复无常,甚至最后酿成的爱情悲剧都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文本间相互流动的过程中,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所产成的。
(三)王安石笔下的仲永:自我塑造与消解
格林布拉特的“自我造型”理论总是寻找与自我对立的非人格化力量来促成自我的造型,在自我造型的动态过程中,知识对个体的塑造作用不可忽视。王安石笔下的伤仲永,曾令多少人对仲永的年少成才而赞叹不已,也曾让多少人因其故步自封、归于平庸而深感惋惜。仲永五岁便能指物作诗,“其文理皆有可观者”,之后“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最终错过了学习的机会,到19岁时已与普通人一样了。知识是一种力量,一种权利,总是以某种方式塑造自我和人生。仲永年少时天资过人,赢得了“邑人”们的赞赏和钦佩。仲永的天才神童形象在其才华这一力量的作用下逐渐得以塑造。其父亲虚幻地认为年少时天资过人,便不用再学,一生都将才华横溢,便“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最终使仲永归于平庸。在仲永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与自我对立的非人格化因素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就仲永而言,这一非人格化力量即人性的傲慢。这种人性的傲慢使仲永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不断地消解自我的本质和天资,最终使其归于平庸。
四、自我造型视角下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但它们都致力于追求两性地位的平等,都建立在共同的理论前提之下,即现时的社会建立在一个以男性话语权占主导地位的父系体系之上,在这样的体系中,男性被赋予了比女性更多的特权,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女性主义者试图从各个角度来深究女性处于相对较弱地位的本质原因。雪莉·欧德娜(Sherry Ortner,1974)认为,两性地位的差异,不是来自于生物差异,而是生物差异如何在一个文化界定的价值系统中诠释出来。法国著名作家波伏瓦在她的《第二性》中曾提出过经典的命题:“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被塑造成了女人”。虽然雪莉-欧德娜和波伏瓦在对女性自我本质认识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在文化的影响力方面达成了共识,两位女性主义的支持者都在不约而同地强调文化对“自我塑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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