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百年
新闻传播事业这样,如此密切的和各时期的政治保持着联系,在世界新闻传播史上,也是比较突出的。
四、和各时期的社会经济辅车相依同步发展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经营管理,是和各时期的社会经济紧密联系,同步发展的。?
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各资产阶级政党各派军阀政客和各地方实力派主办的报纸,在当时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些报纸大多有公款支持,旨在为各自所属的小集团的利益服务,不计盈亏,不注意经营管理。和这些报纸相连系的,还有一些依附于各派军阀政客的报纸,她们“仰给于津贴”,规模不大,“凡具数百元资本即可创办(12)。”后一类报纸,对发行和广告都不太经心,“尝有每日仅印十余份,分送给予津贴之主人翁,而外间绝未一纸者”(13)。同样不重视经营管理。比较重视经营管理的是一些老牌的商业报纸,但受当时经济衰敝的影响,经营的效果并不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稍后的一段时期,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的影响,一些老牌的商业报纸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的代表是《申》《新》两报。《申报》一度销达15万份,《新闻报》一度销达20万份,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还在上海市中心区自建了五层楼高的馆舍,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增出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等附属刊物,编印了《申报丛书》和质量很高的全国地图,兴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等社会文化事业,使《申报》的业务进入了她的鼎盛时期,报社的声望和影响空前提高。在《申报》的带动下,狄楚青在上海办的《时报》,邵飘萍在北京办的《京报》,胡政之等在天津办的《大公报》,也都在经营管理上有所创获,取得了很好的效是。与此同时,在当时新闻出版事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还出现了由史量才投资的包括《申报》《新闻报》和天津《庸报》在内的报业集团;和由张竹平牵头的,包括《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在内的“四社”集团。这一段时期,是旧中国的民营报纸经营成绩卓著,和经济效益最好的一段时期。
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百年(第5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的经营管理问题,曾经引起过主管部门的重视。为了解决全国公营和民营报纸的经营亏损问题,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曾经召开过一个全国报纸经理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报纸经营的决议》,规定全国报纸都必须实行“企业化”的经营方针。“公营报纸必须把报社真正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条件较好的公营报纸应争取全部或大部自给,条件较差者,亦应在政府定期定额的补贴下,争取最大可能的自给程度。”“私营报纸亦须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经营方法。”(14)此后不久,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报纸相继改组,转为公营,新闻总署撤消,不再设专门的政府机构管理报纸。报纸的经营管理问题,也不再列入政府的议题。
“一五”以后,全国的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报纸的经营管理也按计划经济的模式运作。经费按主管部门核定的预算,逐月或逐季拨付,统由国库开支。基建和增添设备的费用,另行申报,专款专用。由于生产资料按计划调拨,生活资料按计划供应,除了书刊出版文艺演出以及少量公告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广告,报纸除了发行的收入之外,没有其他的进账。事业的发展,只能按国库拨款的多少,量入为出,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以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执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路线,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按照马克思早就提出的新闻媒体既有上层建筑的性质,同时也有经济基础的性质的观点,新闻传播事业正被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实行企业化。使新闻媒体既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也是一个个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随着观念上的变化,在新闻传播行业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新闻报道的思路更加开阔,新闻的信息量不断扩大,媒体的服务功能全面拓宽,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在媒体之间和媒体内部引进了竞争机制,结构和布局也根据市场和受众的需要作了适当的调整。经过近20年的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品种,多特色的媒体结构。以报纸为例,既有日报,也有早报、午报、晚报;既有各级党和政府部门的机关报,也有行业报、专业报、都市报、农村报,和经济、法制、科教文卫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报纸。力图全面地满足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受众们的需要。
由于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空前繁荣,营销两旺。广告的需求大增。从1979年起,各种媒体纷纷刊播广告。当年各新闻媒体的广告收入即达1500万元。此后,逐年递增。1980年为1。1个亿,1990年为25亿,1991年为35亿,1992年为50亿,1993年为100亿,1997年为200亿,1998年为259亿。(15 《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百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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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和各时期的社会经济辅车相依同步发展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经营管理,是和各时期的社会经济紧密联系,同步发展的。?
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各资产阶级政党各派军阀政客和各地方实力派主办的报纸,在当时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些报纸大多有公款支持,旨在为各自所属的小集团的利益服务,不计盈亏,不注意经营管理。和这些报纸相连系的,还有一些依附于各派军阀政客的报纸,她们“仰给于津贴”,规模不大,“凡具数百元资本即可创办(12)。”后一类报纸,对发行和广告都不太经心,“尝有每日仅印十余份,分送给予津贴之主人翁,而外间绝未一纸者”(13)。同样不重视经营管理。比较重视经营管理的是一些老牌的商业报纸,但受当时经济衰敝的影响,经营的效果并不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稍后的一段时期,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的影响,一些老牌的商业报纸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的代表是《申》《新》两报。《申报》一度销达15万份,《新闻报》一度销达20万份,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还在上海市中心区自建了五层楼高的馆舍,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增出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等附属刊物,编印了《申报丛书》和质量很高的全国地图,兴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等社会文化事业,使《申报》的业务进入了她的鼎盛时期,报社的声望和影响空前提高。在《申报》的带动下,狄楚青在上海办的《时报》,邵飘萍在北京办的《京报》,胡政之等在天津办的《大公报》,也都在经营管理上有所创获,取得了很好的效是。与此同时,在当时新闻出版事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还出现了由史量才投资的包括《申报》《新闻报》和天津《庸报》在内的报业集团;和由张竹平牵头的,包括《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在内的“四社”集团。这一段时期,是旧中国的民营报纸经营成绩卓著,和经济效益最好的一段时期。
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百年(第5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的经营管理问题,曾经引起过主管部门的重视。为了解决全国公营和民营报纸的经营亏损问题,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曾经召开过一个全国报纸经理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报纸经营的决议》,规定全国报纸都必须实行“企业化”的经营方针。“公营报纸必须把报社真正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条件较好的公营报纸应争取全部或大部自给,条件较差者,亦应在政府定期定额的补贴下,争取最大可能的自给程度。”“私营报纸亦须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经营方法。”(14)此后不久,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报纸相继改组,转为公营,新闻总署撤消,不再设专门的政府机构管理报纸。报纸的经营管理问题,也不再列入政府的议题。
“一五”以后,全国的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报纸的经营管理也按计划经济的模式运作。经费按主管部门核定的预算,逐月或逐季拨付,统由国库开支。基建和增添设备的费用,另行申报,专款专用。由于生产资料按计划调拨,生活资料按计划供应,除了书刊出版文艺演出以及少量公告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广告,报纸除了发行的收入之外,没有其他的进账。事业的发展,只能按国库拨款的多少,量入为出,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以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执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路线,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按照马克思早就提出的新闻媒体既有上层建筑的性质,同时也有经济基础的性质的观点,新闻传播事业正被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实行企业化。使新闻媒体既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也是一个个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随着观念上的变化,在新闻传播行业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新闻报道的思路更加开阔,新闻的信息量不断扩大,媒体的服务功能全面拓宽,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在媒体之间和媒体内部引进了竞争机制,结构和布局也根据市场和受众的需要作了适当的调整。经过近20年的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品种,多特色的媒体结构。以报纸为例,既有日报,也有早报、午报、晚报;既有各级党和政府部门的机关报,也有行业报、专业报、都市报、农村报,和经济、法制、科教文卫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报纸。力图全面地满足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受众们的需要。
由于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空前繁荣,营销两旺。广告的需求大增。从1979年起,各种媒体纷纷刊播广告。当年各新闻媒体的广告收入即达1500万元。此后,逐年递增。1980年为1。1个亿,1990年为25亿,1991年为35亿,1992年为50亿,1993年为100亿,1997年为200亿,1998年为259亿。(15 《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百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