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杜尔伯特蒙古族牧业生产习俗研究——以布和岗子村为例

也会因地域环境和使用群体的不同而发生一些局部的变异。为了适应艰苦的生存环境，布村人在从事畜牧业生产劳动时不得不选择结实、受冷不易变形的牧具来从事长期的户外劳动。在布村，以铁、铝、木材为原料的牧具最为常见。制作牧具时，村民们不仅要考虑使用寿命，还要兼顾原料来源。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木质牧具的材料大多取自村落周边的树木。其中，榆树、柳树、杨树的木料都是村民制作牧具的上好材料，可用来制作牲畜饮水用的木槽、钐刀的刀把、老牛桩、鞭子杆等。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们逐渐熟悉生存环境，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合理利用资源为自己的生产生活服务。
　　
　　再次，牧具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体现着使用者的社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在布村，牧具置办齐全的家庭被认为是“能过日子”、“生活条件好”的家庭，而那些靠借牧具来完成劳动的家庭则被认为是懒惰、贫困的家庭。从是否使用牧具还可以看出哪些是有畜户，哪些是无畜户。另外，布村人对牧具有着特殊的情感，牧具的摆放和使用要遵循一定的习俗。例如女人不能横跨牛头绳、钐刀。在蒙古族传统观念中，成年女子是不洁净的，如果女人横跨牧具就会给牲畜带来灾难。过去每年春节到来时，还要往牧具上撒奶酒、涂黄油、系红绸，犒赏其一年来的辛苦劳作，祈盼明年的生产劳动能够顺利开展。有的村民还会给自家的牧具命名，认为牧具和人一样具有一定的品格和情感。当有人来借牧具时，村民们总会对自家的牧具夸奖一番，表达牧具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希望对方能够小心使用，按时归还。从布村牧具的使用习俗来看，牧具已经超出了其自身的使用价值，不仅是村民情感的寄托，更是文化认同心理的表征。
　　
　　3.牲畜饲养习俗。在成功牧养牲畜的基础上获取更多的动物产品是牧业生产的最终目的。为了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肉乳消费需求，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饲养这一生产环节，希望能以最小的生产投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1）畜群结构的变化。养牛业一直是杜尔伯特地区的支柱性产业，在布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布村的牧户基本以养牛为主，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和享用着牛文化，丰富了蒙古族的民俗文化生活。与周边汉族村落相区别的是，布村人牧牛的目的并不只是为耕田和使役，而是还要获取牛肉、牛奶、牛皮等畜产品。1979年，县政府确定“以牧为主”的经济发展方针，主动调高牛肉和牛奶价格，号召广大牧户改良蒙古牛为挤奶牛，并向牧户发放养牛贷款，在布村兴起了一股养牛热。20世纪80年代初，该村的畜群结构已经出现了以牛为主的单一化趋势，但村民们并没有积极改良牛的品种，还是以牧养蒙古牛为主，按照蒙古族传统的放养方式来发展养牛业。20世纪90年代初，牛肉、牛奶价格的持续攀升和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促使村民开始主动改良牛的品种，出现了由蒙古牛向改良牛转变的势头。1997年，该村实施“田园开发计划”，村民纷纷处理家中的种牛和幼畜，选择饲养投资少、利润高的进口奶牛，形成了全村牧户以人工拘系形式饲养进口奶牛的单一化发展趋势。
　　
　　布村是以牧业为生计手段的蒙古族村落，但羊、马的牧养和繁殖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从该村养羊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村民赵金泉一家曾经是该村的养羊大户，也是唯一的养羊户。1979年，赵金泉一家从大集体中获得了两只母羊，到1990年，赵金泉夫妇已有羊500多只，1992年赵金泉夫妇卖掉了所有的羊，从此布村没有再出现养羊大户。到了201 1年8月，村中只有杨国辉（养羊50只左右）和赵文友（养羊15只）饲养绵羊，一家姓李的汉族人和一家姓张的汉族人，各饲养一只山羊。
　　
　　“蒙古语中的马象征着威风、精神、运气。”蒙古族的传统道德、礼俗都与马相关，它是蒙古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集合体，也是饲养者身份、财产的重要标志。过去马作为生活的助手，在放牧、狩猎和运输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马曾被布村人普遍喜爱和尊崇。随着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马的主要功能逐渐被其他机械设备所代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马的市场价格开始下跌，很快在布村失去了原有的实用功能和经济价值。2008年秋，村民吴海龙（蒙古族）以人民币1万元的市场价格将家中的两匹种马卖掉，从此，马在布村彻底消失。
　　
　　从布村牧业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该村的畜群结构出现了从牧养牛、马、羊等多样化结构向养牛为主的单一化结构转变的趋势。生态环境的改变、地方经济政策的落实，是该村畜群单一化趋势形成的重要原因。随着政府“田园开发计划”的实施，该村牧场资源急剧减少，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布村形成了以牧养进口奶牛为主的畜群结构单一化趋势。
　　
　　（2）牲畜的护理习俗。在长期的牧业生产劳动中，蒙古族总结了一套能够防御自然灾害和各种疾病的牲畜护理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牲畜护理习俗。随着科学的发展，牲畜护理习俗也在发生变迁。
　　
　　一是“打蚊蝇”。“打蚊蝇”中的“打”是当地的土语，有熏、撵、驱赶的意思。“打蚊蝇”是指通过焚烧牲畜的粪便和具有驱蚊功效的植物来熏赶蚊蝇。“打蚊蝇”的时间一般为夏季傍晚的七八点左右，主要材料为干牛粪、艾草和其他具有驱虫功效的野生植物。“打蚊蝇”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确定场所，“打蚊蝇”的场所与当天风向有关，一般要设在上风口，将牲畜群集中安置在下风处，有利于牛粪和艾草燃烧后趁着风势吹向畜群，达到驱赶蚊蝇的目的；其次，要把准备好的干牛粪和各种具有驱虫功效的植物堆成圆形后点火焚烧。“打蚊蝇”使用的植物含水量较高，借助干牛粪燃烧时的热量来发挥驱赶蚊蝇的功能。“打蚊蝇”时所用的草粪堆大小一般为直径15英寸、高5英寸，可燃烧5小时左右，也可以根据畜群大小和蚊蝇多少来调整草粪堆的大小。
　　
　　二是“撒灰”。“灰”主要来自牛粪、芦苇和农作物桔梗燃烧后的灰烬。每天早饭前，用袋子把灶坑中的灰烬装走并放到院中空旷处晾晒，避免灰烬温度过高出现起火、烫伤牲畜的情况。早饭后，先要打扫牲畜棚圈，处理完粪便后将院中晾晒的灰烬撒在棚圈里，俗称“撒灰”。撒灰时不能忽略棚圈的任何角落，要面面俱到，牲畜经常站立和走动的地方更要注意撒灰的厚度和次数，力求保证棚圈的干燥、清洁。村民们认为“灰”本身比较干燥，并经高温燃烧处理而成，具有杀菌除湿的功效。在布村，幼畜的护理更是离不开“灰”的使用。
　　
　　三是“挑箍眼”习俗。“挑箍眼”是指用针挑开牲畜眼里的“箍眼”（箍眼指牲畜发黑或发黄的眼膜）来治理疾病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根据牲畜的体貌特征、动作、粪便来判断是否出现了串水、肿舌和胀肚的情况。如牲畜眼内出现黑色或黄色眼膜，并有不吃草、不喝水、不倒嚼的情形，即被认为是体内起了“箍眼”，必须挑开“箍眼”。其次，确定牲畜体内起了“箍眼”后，要用消毒（一般只用火烤一下或者用烈酒擦一下即可）过的剪刀剪开牲畜的尾巴，再用穿有白线的银针穿破牲畜眼里的“箍眼”，并在牲畜的尾巴和眼睛处洒上食盐消毒。“挑箍眼”时忌讳说话，如果人的唾液进入牲畜的眼里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会预示疾病反复发作甚至造成牲畜死亡。所用的线必须是白色，人们认为白色象征着纯洁、健康，只有用白色的线来“挑箍眼”才能真正把牲畜体内的污秽清理干净。
　　
　　随着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该村的牲畜护理习俗正在发生划时代的转变。1952年开始，杜尔伯特地区开始用西兽医技术给牲畜治病。出现了民间兽医与西医并存的局面。1976年，政府开始设立兽医化验室和购置化验设备，重点培养西兽医。1985年以来，政府更是加大了疾病防御的投资力度，引进高科技设备的同时不断壮大西兽医的队伍，取缔喇嘛和民间兽医的行医行为。另外，随着电视、广播、杂志等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布村人的科学文化意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现在，70%左右的牧户家中都会贮藏一些常用药品，用来应付突如其来的疾病。虽然这些常用药品有时很难抵挡重大灾害和疾病的侵袭，但是为请医治病争取了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病情，提高了牧户的风险承担能力。布村牲畜护理方法中现代医药手段的介入，反映了布村牧业经济的现代化、科学化发展趋势。
　　
　　（3）牲畜的处理习俗。宰杀和贩卖是处理牲畜的两种方法。随着自给自足型小牧经济的土崩瓦解，布村的牲畜处理方法已经从重宰杀向重贩卖过渡。
　　
　　肉制品是布村蒙古族非常喜欢的食品，也是逢年过节和款待客人的重要佳肴。人民公社合作化以前，宰杀牲畜是布村肉食的主要来源，以牛羊为主，通过自宰自食的形式来解决生活上的肉食需求。宰杀牲畜时先让其仰卧，剖开牲畜的胸膛后手沿着豁口伸进牲畜体内将牲畜的动脉扯断，用手指掐紧动脉断裂口，使牲畜的血液留在体内。宰杀完牲畜后，还要按照蒙古族传统的肢体分割顺序来分割牲畜。首先，要剥去牲畜的皮。从后腿开始向前剥，然后把牲畜肉体完整地摊放在整张畜皮上；其次，扯下前腿，剖开腹腔，取出内脏；第三步是用刀子在胸腹交界处先划开一个口子，把牲畜的后腿挪过来塞进去，并清理前腔中的淤血，再把后腿砍下，清除后腔内堆积的淤血；第四步是分解牲畜肌体的脊椎部分，再沿着下颌把头部割下，最后分开上下颚，清除口腔内的杂物。蒙古族传统的宰杀礼忌讳将牲畜血液流出体外。他们认为血是生物的灵魂，保留血液就等于保留了牲畜的灵魂，即使肉体受到了损害，只要血液不离开肉体，以后还是可以转生的，如果血液被排出体外，肉体就会与灵魂分离，就无法转生。血不仅能够增强体力、维持生物的生命，还是生命的精华、灵魂的寄居场所和载体。
　　
　　贩卖是布村处理牲畜的另一重要手段。对于长期从事单一牧业生产的村民来说，牲畜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重要的生活资料。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牲畜可以与其他物品进行交换，发挥等价交换物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该村人口稀少、信息交通闭塞，基本依靠送货上门的小商贩来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1983年，管理布村的扎朗格大队成立了扎朗格供销合作社，促进了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此，布村畜产品和牲畜贩卖走上了供销合作的发展道路，保证了牲畜交易过程的协商性和公平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以发展奶牛业为重点”的经济方针的落实，布村的畜群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村民的经商意识也有了明显增强。布村人不再用畜产品换取廉价的生活用品，而是通过发展养牛业，贩卖公畜、奶制品来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解决生活必需品的支出问题。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村民开始有了存钱意识，并对纸币有了信心。在村民中还出现了蒙古族“老客”（老客指代销或登门收购畜产品从中谋取暴利的汉人），在村中进行畜产品的收购买卖，还招揽周边汉族村落的牲畜收购生意，改变了蒙古族不善于经商的传统形象。截至2011年，布村共有3户村民从事“老客”生意，年收入最多可达1万元。
　　
　　宰杀和贩卖是处理牲畜的两种重要手段。随着杜尔伯特蒙古族观念意识的转变，牲畜处理方法逐渐从以宰杀为主的传统形式转变为以贩卖为主的商品经济形式。该地区蒙古族饮食结构的调整和大畜比例的不断增加，导致牲畜宰杀量逐年减少。其次，牧场资源的减少和政府牧业政策的调整，更是急速改变了当地的畜群结构。以牧养奶牛为主，依靠贩卖牛奶来创造经济利润的商品经济模式必然会导致公畜、幼畜贩卖量增加，促进了该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蒙古族传统宰杀礼的传承，蒙古族“老客”的出现是该地区牲畜处理习俗的重要转变，展现了杜尔伯特蒙古族牧业生产习俗的独特之处。
　　
　　三、布村牧业生产习俗特点
　　
　　在社会转型明显的当代社会，布村牧业生产习俗出现了明显的变迁，即定牧、圈养相结合的饲养方式和畜群结构的单一化、畜产品商品化趋势的形成。
　　
　　1.定牧、圈养相结合的饲养方式是布村牧业生产习俗的突出特点。（1）定牧、圈养限定了牲畜的活动空间，减少了外部环境对牧业发展的影响，初步摆脱了牧场和天然水源的制约，加强了牧业经济与种植业联系。布村人夏季在村落周边狭小草场上聚集放牧，秋、冬、春季节拘系牲畜，靠购买青贮、干草、农作物桔梗和人工饲料来喂养牲畜；饮牲畜的水源由河水变为自来水，改变了传统的“逐水草而迁徙”的生产方式。（2）定牧、圈养对牧业经营者的风险承担能力、市场洞察能力和科学技术含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定牧、圈养为特点的当代牧业生产方式，是以牧业经营者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了“自然、牲畜、人”在畜牧业中的传统地位和顺序，“人”一跃成为牧业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形成了“人为、为人”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牧经济，其发展趋势直接取决于牧业经营者科学文化水平以及对市场信息的掌控能力。
　　
　　2.畜群结构的单一化和畜产品的商品化是当代布村牧业生产习俗的又一突出特点。过去蒙古族牧养“五畜”的最直接目的为获取乳、肉、皮革等各类畜产品，以解决基本的生活消费需求。牲畜不仅具有生产资料价值，还具有生活资料价值。在自然资源紧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社会，牧业经济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出现了畜群结构的单一化和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从布村的畜牧业发展历史来看，该村的畜群结构出现了从牧养牛、马、羊，向以养牛为主的单一化结构转变的趋势。1997年，政府实施“田园开发计划”后，村民开始主动调整畜群结构，形成了全村饲养进口奶牛的单一化趋势。其次，在当代牧业经济中，畜产品不仅是创造经济财产的生产资料，更是直接参与交易和交换的商品。2005年，布村设立奶站，村民开始统一去奶站挤奶、卖奶。牛奶市场价格的不断攀升，使得“挤奶”这一生产劳动很快从过去的“家庭副业”转变为创造价值的主要经济劳动，给村民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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