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纪录片一瞥

　纪录片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国民人文教育的一部分。但是，目前中国大部分电视台很少给纪录片安排独立的播出时间，更不用说在黄金时间段播出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如今中国电视被分成了三大块，新闻、电视剧和娱乐节目。纪录片很少引起轰动。按照现在的状况，观众很难养成收视纪录片的习惯。虽然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在探讨中国纪录片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平心而论，大多数电视观众对纪录片的概念恐怕还是很生疏的。
从理论上说，所有严肃的人文观念都是需要普及的，新闻如此，纪录片也是如此。这个普及的过程也是培养观众收视习惯的过程。如果说新闻是一个社会非常态的真实写照，那么，纪录片则是这个社会常态的真实反映。也就是说，纪录片是非新闻化的、日常的、静态的、过程式的、讲述普通人生活的、可以有观点的电视作品形态。正因为如此，纪录片的真实和新闻的真实给我们的感受是不同的。
1997年初，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时间可以说是非常及时的，这就增加了这个片子的影响力。纪录片的播放可以分为常规播放和非常规播放，前者是指日常的、固定时间的、便于观众按时收看的播放形式，后者则是指突发的、配合型的播放形式。英国是纪录片大国，有很长的纪录片历史传统，BBC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是很有影响的，它经常围绕重大事件和突发事变来播放一些纪录片，并且常常是在黄金收看时间。

电视纪录片中，我认为记者采访的痕迹越少越好。因为在纪录片中，主观的色彩越少越好，越客观，越真实。在这一点上，新闻片的真实与纪录片的真实是不一样的。新闻片的真实本身就包括了记者参与的真实，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在现场本身就证明了新闻的真实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如今新闻界要强调加强现场新闻。让我不能理解的是，现场短新闻的概念是什么？因为从目前的新闻概念看，新闻绝大部分都是短时间内发生的，难道记者在现场还能延长新闻的过程吗？可以说，现在大多数长新闻都是媒介“创造”出来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深度报道，或者叫调查性新闻。
而纪录片的真实，倒是尽量让观众忘记记者的存在，换句话说，观众是通过摄像机这个眼睛去看纪录片中的人物。因此，我发现许多记者的提问显得意义不大，这种提问经常成为过于简单的话题过渡，有时甚至会变成一种主人公完整谈话的干扰。我觉得如果纪录片中记者的提问不是很有趣，或者不能激发主人公的某些观点，那么最好把记者的提问隐去。这样纪录片中的记者提问就成为一种电视的前期工作。这方面，北京电视台拍摄的有关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纪录片就处理得很好，在这个片子里，摄像机取代记者成为主人公最接近的无声伙伴。
中央电视台的《地方台30分钟》曾经是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纪录片栏目，但是这个栏目原来的定位有点问题，看上去像是中央电视台给各地电视台提供一个窗口，让各台展示自己的节目。通俗的说，就是太局限于电视圈了，很多电视圈内的人都知道这个栏目，但是老百姓就很难说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的《生活空间》栏目在这方面做了比较好的纪录片普及工作。
现在，中央电视台能够围绕几个主题来组织全国的电视台拍纪录片，这就等于把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像系列纪录片《中国家庭》和《中国人》，不仅有历史价值，也有人文价值。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些题目能够再小一点，就好了。比如，中国人这个题目具体化到普通的中国人，就会使人物选题更加集中和突出。另外，把中国人作为一个大题目来拍纪录片，多少有点外宣片的色彩。这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纪录片在选题和拍摄时，也应该考虑节目的定位，要明白这个片子是拍给谁看的。电视新闻和电视娱乐节目在这方面解决得不错，纪录片一直忽略这个问题。《生活空间》的品牌术语“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了节目定位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后，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一样都有一个定位问题。
《生活空间》制片人陈氓有一个观点很流行，就是将熟悉的生活陌生化。听上去，这话像是语言游戏。纪录片是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还是把陌生的事物熟悉化？进一步说，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讲有没有可能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把陌生的东西熟悉化，可以说是标准的顺向思维，是顺时针思考，是人类通常容易接受的。而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则相对来讲可以算是逆向思维，是逆时针的想象，是人类原来不大适应的思考方式。从学术上说，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是一个新颖的提法，具体说，怎么实现这种想法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显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如果纪录片能够把这种生活陌生化，当然就等于完成了这个理论转换。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推理，新闻报道就可以说是把陌生的东西熟悉化。
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显然是为了让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现新的东西，换句话说，有点把纪录片新闻化处理的味道。纪录片专家陈汉元有一个观点，他主张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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