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下的文化三重转向

　　网络传播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类渴望打破各种传统交往禁忌的原始冲动——那种让人人赤诚相见、让人人自由宣泄、让人人选择交往、让人人身体感性充分进发和满足的文化理想。因此网络传播的突出特征就是感性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成为网络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因为感性，网络话语汪洋恣肆、无所顾忌；因为感性，网络空间激情进发、魅力四射；因为感性，网络世界草根欢腾、众神退位；也是因为感性，网络文化精粗杂陈、美丑浑融。无论如何，感性的网络决定网络的感性形象，而这种感性形象反过来又加强着全社会的感性化迁移，从而导致人们纷纷从传统文化规则场域中抽身反顾感性的王国——身在何处人也就在何处，身决定人而不是人决定身，人的故乡原来就在它的原始身体里，感性冲动终于有了翻身解放的那一天，身体从技术的丛林中迎来了自身的文化盛世。在身体当道的时期，人们就不再为某种不能和身体相关的事物激动或兴奋，而总是寻求节日般狂欢的身体感受，那些位居五湖四海的身体，那些不断碰撞、摩擦、展示和吸引的身体，那些充满暴力或温柔、攻击或守卫的身体……身体的景观构成文化的景观，数字化生存就是感性的生存。也就是说，人们事实上是在通过身体构筑不同于工业化、技术化和理性化塑造人类自身的感性文化景观。这样的景观年复一年通过各种形式仪式般再现，满足的是人们对于最原始身体的渴望——即使思想也要经过身体的检验，看清身体在思想中的位置才能接受思想对于人生的规划。乌纳穆诺早已指出，“感到自己存在，这比知道自己的存在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知道”是一种可以通过逻辑说服的后果，总是存在“真”“伪”之别，而“感到”是一种源自肉身的体验和心灵的感悟，没有“真”“伪”之别只有“诚”“信”与否，何况没有“感到”的“知道”还真不能称之为真知道，因为只有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
　　
　　身体凸显，感性化思想的风行表明，网络时代的文化宣言首先就是感性的宣言，是一种全盘清除文化传统中清教主义残渣的最后行动，是一种现实利害关系超越理想观念关系的文化转型。与感性的高扬相关，网络时代的文化发展呈现出感官化的总体倾向。因为感官化易于被理解为肉欲化，所以感官化是一个危险的符号，但感官化本身并不必为这种危险负责，因为感官化的文化任务是在人类自由解放的理念上不断前进的期望能指，它指向着人的全面肯定和全面肯定后的人的生存局面。因此感官化的对立面是人性进化过程中各种非人化的文化规则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感官化的理想目的地和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的伟大预言是相一致的。今天，感官化的文化影响已经随处可见，从文学到艺术的表现领域，感官冲击，尤其是视觉化的感官冲击已经是基本的美学原则。由于视觉和感官天然的接近性，视觉的文化地位上升，而文字的重要性迅速下降，视觉美学已经几乎压倒思想逻辑成为文学艺术的表达中心。另一方面，伴随感官化潮流的是泛审美文化的崛起，个人化的生命体验、私人空间的时空淤积物以及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美学的名义对纯粹诗意进行全盘改写，文化工业的功利追求和时尚消费的趣味追求正成为泛审美文化的逻辑支柱，大量言说肉身化的世俗宣言在互联网上大行其道，庶几成为网络文化的主打。
　　
　　无论理性化还是感性化的文化发展道路，都不是一个新鲜的文化议题。人类似乎总是徘徊在理性文化和感性文化之间，没有最终的答案。对于网络传播凸显的感性文化，我们固然可以采用历史的各种探索或既有结论进行阐释，但我们依然要记住的是，正如后现代文化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化，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关系也绝非简单地彼此取代，因而感性狂欢的人文主义价值尺度不能被感官的放纵淹没和阉割，网络传播的感性的价值和意义依然在于它牢记以人为中心，为人服务，在信息的海洋中不断打捞人的属性，赋予人的生命以鲜活，赋予人的存在以尊严，赋予人的文化以永恒。如此，属于人的本性的感性才是真感性，真感性中的人才是人的真正雏形。这也是我们从网络文化中看到的感性的意义。
　　
　　观念的祛魅：从精英意识到大众立场
　　
　　在一个非大众化的时代，文化下移从来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在精英化的古典时代，文化走向大众从来只能是部分知识分子的私人理想，他们最好的文化收获也只是通过精英身份的自觉掩饰从大众中吸收某些有益成分，抑或通过自身的文化修养把大众推荐给或提升至精英群体，并最终实现大众的“被精英化”或部分“被精英化”。20世纪的大部分空间中，文化下移不仅是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要话题和活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文化使命。但此间长久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到底要知识分子“精英化大众”，把大众提升到精英的水准，让他们获得精英的荣宠身份，还是要“大众化精英”，让所有人都大众起来？毛泽东当年就说过，知识分子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倡导知识分子精英们“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精英的大众化都会有值得自豪的成就和难以释怀的遗憾，这不仅是传统“民本”意识的反映，也是社会变革中文化革新的需要。纵观这段历史，我们会十分明显地发现，文化道路问题常常是一个事关政治正确的大问题，文化发展和文化立场的变化从来都不单纯是一个“文化”问题，其中都浸润着意识形态或隐或显的干预。无论精英立场还是大众意识，都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时代旌旗上猎猎飘动的旗语，其观念的合理性只能放在时代潮流的合理性之上去反思和追问。
　　
　　网络的产生源于实用，即源于信息传播与沟通，网络的这种原初功能似乎一直沿袭下来，并成为网络传媒的重要特征。很多人上网也是基于实用理性，是利用网络的便利完成现实中做不到或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网络有用，所以网络的商业化发展速度也特别惊人，短短数年间便如火如荼形成气候，俨然一派新经济的先锋气象；网络的广泛商用进一步促成了其实用消费性特征，网络聊天、大小论坛乃至众多社区里充满各种情绪化或锋芒性的思想言论，它们和传统的杂志、报纸甚至是电视传媒比起来，难免显得浅薄、无聊、古灵精怪以及缺乏严肃性。如果把网络传播纳入文化传播的系统中作一番考察，网络传播促进的似乎只是大众文化，而绝非精英文化。问题在于，网络传播似乎也从未纠缠过自己的文化身份，谈论自己的文化归属，它只是按照实用的路线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脚步，满足网民的需求，红红火火地热闹在自己的空间：但是网络空间毕竟也是现实的一部分，所以网络传播尽管没有明确的文化定位，仍然以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成就了自身的文化特性，这个特性就是世俗的大众文化平台，是都市大众的文化广场。精英的文化也许没有下移到网络空间，大众的世俗口味却早早登陆网络，乡野趣味变成了灯红酒绿的市民消闲广场。正如有学者所言：“在网络传播时代，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使口语写作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的价值，日常生活感成为这个时代的合法性标志。”
　　
　　表面上看，大众文化似乎就是大多数人的文化趣味，但全球数以亿计的网民和全球数十亿的居民比较而言也不能算大多数，因此，这里的大众并不单纯是一个数量组合，而是一个文化质量层面的命名。作为一个语义含混复杂的语词，不同的思想体系就有不同的大众说法。与精英相对的大众就是百姓、愚民、庶民或草根；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大众常常和人民、群众、劳苦大众相连；社会学的大众常常指同质的人、平均的人，众多而质同；哲学家眼中的大众，常常和单面人、孤独的人相关，发育不全又最容易成为文化工业的俘虏；传播学把大众看成是分散的个体，互不相连也不相关，是庞杂的大多数。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的大众概念都是精英的对立面，不管其定位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只要文化被强化其精神审美的一面，大众就难以摆脱非精神审美的拘牵，而被定位于较低的精神维度。 (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本质上说，大众传播是一种可以打破时空限制而让文化得到更为广泛传播的技术形式，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语境中国共产党享同一种文化，其所复制的对象也从传统的有限区域中解脱出来，实现文化产品的批量化生产，这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数量，而且拓宽了作品的文化审美接受面。但是无论报纸还是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都是一种较为容易控制的对象，因而大众传播理论上的无界限传播落实到实践上，只有等到网络传播的出现才真正成为可能，网络传播的这种无界限传播特征为大众文化的阐释打开了一扇新窗口——网民并非底层人土，严格说来，美国的网民应该属于中产阶级大众，中国的网民由于年轻人居多，过去总是被归类为知识分子阶层的。这样的网络原住民构成表明，大众并非在精神的审美价值传播和接受上存在障碍，不是因为无知才成为大众，而是因为不屑所以选择大众的文化精神。这样说来，网络传播时代的大众文化是一种整个社会文化价值取向转型的信标，它向世界表明，一种彻底告别传统精英文化价值观念的文化时代已经降临，一种回到个体、回到生活、回到感性的文化追求已经在网络中形成并逐渐扩散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如此一来，从精英到大众的转折就不是孤立的个人政治决定，而是全盘的文化整体迁徙。
　　
　　网络传播的大众究竟指向何种文化语义？第一是文化差异弥平。如果说精英文化强调差异、区别、对立、界限、悬殊，那么大众文化就是以无差异、无区别、无对立、无界限、无悬殊作为根本。大众像一个熔炉，不断凝聚、消融各种文化元素，提供一个全球化的共同文化平台。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想像的幻觉、大众的乌托邦，但大众通过肯德基、哈根达斯、耐克、奔驰、LV、壳牌、韩流乃至企鹅、北极熊的多元杂烩烹制，的确在为世界创造一种通用的文化语言，而不是精英的地域化差异对话机制。第二是价值中立语境。由于大众文化的价值认知一向较低，所以它们常常背负着“俗、浅、差”的骂名，到底精英和大众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决定和被决定、吸收和被吸收的关系，还是在结构、功能、价值诸方面均完全不相同的两种文化现象？如果是前者，我们显然很难回答为何大众文化从来没有被精英文化强大的批判声音吓倒并取消其存在的合法性；如果是后者，我们就必须深入到大众文化的结构、功能中去寻找答案。通过对大众文化的解剖，我们发现，大众文化的主体构成其实就是生活本身，大众文化的传播实际上就是大众生活过程的再现，大众在生活中积淀自己习俗、惯例、规则和行为系统的同时，也就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因此大众文化不是为解释生活而创造的意义系统，不是从生活的阐释和反思中把生活分裂成可传承和不可传承的两部分，因而大众文化事实上并不拒绝精英文化中能为我所用的成分，也不固守习以为常的文化习惯。时移世变，大众文化的这种价值中立使它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体系，一个让文化和生活协调一致的时空区域。第三是俗世审美救赎。所谓俗世就是油盐酱醋茶包围的日常生活内容，尽管这个内容伴随人类数千年，但没有在审美的层面被关照过。俗世审美原则的崛起，原因在于俗世愈来愈被认同为一个人性的空间，一个较少被技术理性和商业功利态度污染和干涉的对象，俗世里存在着人的真性情。俗世的美学崛起当然也与文化和非文化、审美和非审美之间的价值弥平关系密切，杰姆逊就曾感叹地说：“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是听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既然距离消失，界限摒除，文化和审美的神圣叙事消亡，俗世便没有不崛起的理由。
　　
　　高雅的衰落已成定局，大众文化的繁荣是文化广场上竖起的一座抢眼而诱人的界碑。现在的问题也许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这种前所未有之变局。有人常常从价值优劣的角度作出判断，认为这是文化的堕落，并大声疾呼振兴高雅文化，以清洁大众的污泥浊水。笔者认为，大众文化的俗世叙事自然会泥沙俱下，过多的身体展示和欲望赤裸难免膨胀着大众本来就较为狭小的眼光，终究可能会导致大众愈来愈局限于现实的利益而遗忘了自己同时属于历史和未来。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大众的俗世欲望原本就是一种合理的生存架构，这种架构长期被蛮横地压抑或粗暴地批判，因此大众文化的问题不是首先审查大众的问题，而是首先清理精英传统自身的问题。如果精英的话语总是充满历史的正义性和文化逻辑的必然性而恰恰少了人间烟火气，决定历史的大众自然不能让这种话语长久存在下去。因此大众文化借助网络传媒的迅速崛起、放歌张扬，将更为深刻地考验作为文化良心的精英话语正确性和立场必然性。既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具有不同的结构和目标，当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网络等数字化传媒开辟和打通二者之间的对话渠道。渠道畅通，双方的文化沟通和传播才能有效进行，不同的人生和文化才能彼此欣赏或批判。否则，终归是各说各话，各走各道。喧嚣过后仍是无尽的沉默和惆怅。